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真亦假時假亦真，無為有處有還無。

    難道我們生活在“太虛幻境”之中？

    就連雷鋒——文建國學了幾乎就是一輩子了，居然到了2013年，即學習雷鋒活動開展五十年以后，才出來一本書，叫《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雷鋒》。

    呵呵，前面五十年宣傳的雷鋒不真實，或曰不夠真實？你想知道真實的雷鋒嗎？請看《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雷鋒》吧。是標題黨玩的噱頭，還是說今天告訴你的雷鋒確實是真的——以前的統(tǒng)統(tǒng)是假的？建國沒有看這本書，他不想了解這本書的來龍去脈，這本書的書名就令人捉摸不定。嗚呼哀哉！如果曾經(jīng)的，過去的雷鋒是假的，那對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這一代是否太殘酷了。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謊言之中長大的，一個在充滿著謊言的時代之中長大的人，不知可有誠實可言？其實文建國更擔心，萬一《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雷鋒》這本書是假的呢？

    文建國記得1963年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發(fā)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時，全國人民，特別是解放軍和青少年學生學習雷鋒同志熱情尤其高漲，從而讓那一代年輕人養(yǎng)成了自覺做好人好事的思維和習性。文建國是那一代人里忠誠的一員。在他的潛意識里，幾十年下來了，他真心希望自己相信過的永遠不要錯才好。那里充滿著希望快樂和幸福。

    當然對雷鋒精神，文建國后來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對黨對領袖的忠誠，不僅僅是表現(xiàn)在熱愛和聽話上，還要能夠?qū)�黨對領袖說說心里話——哪怕是批評的話。有人說，前者是第一種忠誠，后者是第二種忠誠。文建國感覺到前者是純真式的，后者是理智式的。年輕人做到第一種，可以彰揚，但對不再年輕的人來說，理智式的格外重要。

    少兒時代的文建國，積極向上。他每天唱著《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lián)�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后來，他對那位詞作者不那么感興趣了，當然他也早就超過了唱少先隊歌曲的年齡。但他反對因人廢言，“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睂⒚珴蓶|與新生的共和國緊密聯(lián)系，難道不是天經(jīng)地義的嗎？

    有一部電影叫《刑場上的婚禮》，同時也是一篇中學課文。據(jù)史料載，其原型主人翁周文雍和陳鐵軍以及他們的英勇事跡是確鑿的。但經(jīng)過文學加工以后，原本是為了塑造英雄形象的，卻給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跡抹上多重疑團，或者說，讓人產(chǎn)生了歧義。

    問題是文建國的女兒在美國結婚的時候提出來的，讓當時已經(jīng)退休的文建國好一陣子尷尬。

    當周文雍和陳鐵軍被敵人押上刑場的時候，兩位英雄昂首挺胸，態(tài)度從容，高唱《國際歌》。在廣州紅花崗刑場上，臨刑前，陳鐵軍向周圍的群眾宣布：“我們要舉行婚禮了，讓反動派的槍聲來作為結婚的禮炮吧！”并且還有照片為證。用網(wǎng)絡時代的話來說，就是有圖有真相。其實，有圖，不一定是真相。

    有一篇文章《“刑場上的婚禮”歷史真相——有就義，無婚禮》甄別說，照片是他倆被關押在獄中的合影，他們犧牲后的第二天，這張照片就被刊登見報。由于他們是以夫妻名義在廣州活動的，大家都認為照片上的兩人是夫妻，還有好事者以陳鐵軍的口吻在照片旁，附加了一句話：“我們倆過去在一塊工作，一直沒有結婚，現(xiàn)在我們宣布舉行婚禮�！�

    按照文建國的思維，一對革命情侶，以這樣的英勇氣概慷慨就義，無疑是充滿著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是滿滿的“正能量”。但，疑問隨之而來了。一群十惡不赦的反動派，怎么就讓共產(chǎn)黨人在刑場上舉行婚禮了？同樣還是那群十惡不赦的反動派，還讓你們唱《國際歌》，一路宣傳共產(chǎn)主義了？顯然是本文的作者或者本部電影的編導，也太小覷了當時還很強大的對手了吧。

    我們真正共產(chǎn)黨人的杰出代表張志新，在“自己人”的刑場上，因為擔心她可能呼喊“反動口號”，于是給帶上了嚼子（有一說是“割喉”，但我不相信，或者是不愿相信）了。那么如果將這兩個刑場放在一塊比較，讓我的同志們怎么說話？三緘其口？

    有人說“刑場上的婚禮”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烈士們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nèi)ズ霌P和傳承。

    真的不重要嗎？魯迅先生論唐詩，“燕山雪花大如席”那是夸張，“廣州雪花大如席”則是笑話。說的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夸張要以真實為基礎，才具有生命力。

    如此看來，《刑場上的婚禮》弄巧成拙了。根本沒有的事，或者說根本不可能有的事，非要生搬硬套，把婚禮放上刑場，難道革命者的愛情只能在刑場上體現(xiàn)？如果僅僅是技術處理上的問題也就罷了，可是在文建國看來，那就是反動派還有如此人性，那它還是反動派嗎？抑或當事者原本就是故意刻畫其人性的，無論斗爭怎么殘酷無情，人性是始終存在的，人性是生活的永恒主題，自然也是一切文學作品的永恒主題，就是反動派也是有人性的？而偏偏是共產(chǎn)黨人的人性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

    文建國百思不得其解，還是引用魯迅的話來說吧，墳頭上“有一圈紅白的花”。那是可以有的，是可能有的。在“可以有’和”可能有”的基礎上，即使原本沒有，也可以添上去，給人以啟迪，給人以希望。這才是文學和藝術的魅力所在。

    再引用假冒魯迅的話說——世上本沒有真煙，抽假煙的人多了，也就變成真煙了。據(jù)說這是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某公司官網(wǎng)上的廣告語。先生有關于“路”的一說，先生又嗜煙如命，說不定還真的可以有，先蒙一蒙人再說。

    這個世界怎么啦？

    文建國很想找兩個人與自己辯論辯論，那樣的話可以理論得更深刻更透徹一點，也更明白一點。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