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革命大串連這種形式，地球上絕無僅有。那時的我，是真正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氣魄！至于它給當時的中國，以及后來的中國帶來了什么，那全是人們后來作出的歷史詮釋與判斷。

    衣食住行不花一分錢而到北京，我是既得利益者。后來我也公款旅游到過北京，那已經(jīng)有不一樣的感覺了。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不久，1966年8 月下旬，《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大連海運學院15位紅衛(wèi)兵小將從大連步行至偉大首都的消息，給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15位革命小將懷著對毛主席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心情，響應毛主席號召，走出城市，走出學校，走向社會，走向工農兵，不怕雨打日曬，不管路途遙遠，步行一千公里，歷時一個月，到達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心臟，開創(chuàng)了步行串連的先例。故也稱之為新時代的“長征”——“新的長征”。

    “長征”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偉大的革命創(chuàng)舉，原本是被逼無奈的戰(zhàn)略轉移，后來因其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奇跡，因其有太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和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作用而被載入史冊。

    以后常有步行較遠的路程，或者形容一項偉大的事業(yè)，而套用“長征”一詞的，卻往往叫不響，叫不長。畢竟此“長征”非彼“長征”。

    當初參加“長征”的人并不是知道她的偉大，知道她將成為中國近代革命上的豐碑，里程碑而去參加長征的。所以即使加上“新”字，也是“昔非今比”。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一個人，一個群體做什么，冠什么名，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歷史上留下的地位和發(fā)揮的作用。

    文建國和本校十幾個“逍遙派”同學，也決定采取步行串連的方式，外出串連。但他們因為沒有組織名號，也對步行能否堅持到底，一開始就心存疑慮，或者說，一開始他們就心存“貓膩”，所以他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且很快就成為游兵散勇。

    串連以韶山、延安、井岡山、瑞金等革命圣地以及大慶、大寨等工農業(yè)樣板地為目的地。如果說有紅色旅游的話，早在五十年前就開始了，而且絕對是公款紅色旅游。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大管家周總理全包了——當然后來的紅色旅游也以公款消費居多，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是走到哪家吃哪家，比后來的紅色旅游還要方便。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毛主席的客人來了，越多越好，管吃，管住，管交通。后來則是回自家單位埋單，反正一樣都是花的國家的錢（根本沒有納稅人的概念）。至于是接受紅色教育還是游山玩水，那就不予追究了，或者說寓游山玩水這一形式于紅色教育的載體之中，或者說以紅色教育為主，順帶游山玩水。同時也拉動了內需，增加了GDP。

    文建國們說是步行，其實沒有等到他們走上兩站路，就搭上了火車，風餐露宿吃不消是一個方面，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聽說串連快要停止了，這也就為他們停止步行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得抓緊時間啊！

    到了十一月的中旬，中央發(fā)出了停止串連，要回原地鬧革命的號召。同時也有小道消息流傳，乘車不花錢吃飯不花錢住宿不花錢的待遇就要停止了。

    文建國和幾個同學（已經(jīng)有人陸續(xù)分手）身在廣州，心有不甘，無論如何必須到北京，必須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檢閱，可是等他擠上到北京的火車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是單槍匹馬，其他同學皆不知去向了。

    文建國只是一味地擠上火車，上火車，到北京，見毛主席。目的就這么簡單。

    幸運的是他只站了兩站路，即找到座位，更幸運的是，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在校大學生，旁邊坐著他眉慈目善的母親。

    大學生胸前掛著北京師范大學的�；�，讓文建國看得兩眼放光。剛一交談，建國就有了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仿佛找到了知己。

    兩人興致勃勃，暢談起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興奮地談起毛主席六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經(jīng)過。幾乎是在同時，兩人都降低了聲調，悄悄告訴對方，聽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jīng)六次接見紅衛(wèi)兵了，現(xiàn)在北京已經(jīng)進入冬季，毛主席準備在最近再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也許就是最后一次了。

    兩人談興正濃的時候，來了一群紅衛(wèi)兵戰(zhàn)士，有男有女。

    他們同一的綠軍裝，同一的毛主席身穿綠軍裝的像章，同一的武裝帶，同一的軍用水壺，同一的紅衛(wèi)兵袖章。軍裝是新的，還都是四個口袋的；武裝帶也是軍隊干部佩帶的那種人造革的，煞亮的；袖章卻是舊的，顏色已經(jīng)不新鮮，紅衛(wèi)兵三個字依稀可見。

    文建國有點兒羨慕他們，看來這是大城市的正規(guī)軍，而且是老牌嫡系。領頭的是一個身材魁梧臉孔標致的大男生，濃眉鷹眼，那眼神不嚴自威，一口標準的京腔，聲音很好聽，和中央電臺著名播音員方明的聲音很相似。一位讓人看得很舒服的女生緊隨其后。

    文建國突然就想到了廖進軍和葛延生，他們現(xiàn)在在干什么呢？

    文建國有了些許失落的感覺。

    沒有等到文建國多想什么，那群紅衛(wèi)兵已經(jīng)一個座位一個座位地依次盤問過來，他們的問話主要是詢問家庭出身。

    問：“什么出身？”

    答：“工人。”

    問：“本人成份？”

    答：“產(chǎn)業(yè)工人！”

    “向工人階級致敬！”問的人表示了謙虛。

    問：“什么出身？”

    答：“農民�！�

    問：“我問的是什么農民？”問話的緊跟著又是一句。

    答：“哦，下中農，我是下中農�！被卦挼淖杂X站了起來，聲音已經(jīng)有點哆嗦。

    “貧下中農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坐下，你請坐下。”問話的人又表示了友好。

    輪到我身邊這位大學生被問的時候，他的回答竟然有些許支吾：“出生，出生小地主。”

    “本人身份？”

    “大學生，共青團員。”他的元氣恢復了點，還指了指�；�，聲音也響亮了許多。

    “共青團員有什么用？那些‘走資派’還是共產(chǎn)黨員呢！她是誰？”對方顯然指的是他母親。

    “她是我的母親�！�

    “那她就是地主婆了？”

    “不，她是大學副教授，我的父親是教授�！�

    “你出身小地主，那她就是地主婆，副教授，是不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雙料貨？”問話的人，沒興趣扯上他的父親。

    大學生不吱聲了，有點難堪，好像有人讓他在大庭廣眾之下脫光自己身上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