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高郵籍作家汪曾祺復出文壇后，在至今的30余年時間內，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攜其“里下河式書寫”相繼登上文壇，匯聚形成里下河作家群。眾多優(yōu)秀作品先后問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一個正在成長的“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標志已經形成。
9月28日，由《文藝報》社、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泰州市文聯聯合主辦的“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在中國泰州秋雪湖國際寫作中心召開。
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對“里下河文學流派”區(qū)域的界定、作家概況、文學成就和特點、審美屬性等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和分析，全面揭示其文學特質、文化內涵，揭示其存在之由、變遷之故，并就其進一步繁榮發(fā)展提出許多真知灼見。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何建明：里下河作家群為中國文學大家庭提供了許多好作家好作品。這是中國作協(xié)一直在關注的。我非常贊成專家們提出的許多觀點，加大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研究力度，不僅向內研究其特點，向下追溯其起源，更應該向外、向上研究，把這個文學流派層次提升再高一些，向文化學、人類學、哲學等領域深入。
《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里下河是個很特別的區(qū)域，文化深厚，人文薈萃，無論是城市還是郊區(qū)、鄉(xiāng)鎮(zhèn)，出了眾多作家，而且大家、名家非常多，其中有的在全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很令人震驚的。僅就當代文學這部分而言，不但有汪曾祺這樣的旗手，而且在很多中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方面，特別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評論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在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全國兒童文學獎都有獲獎作家，這些獲獎作家都集中在里下河地區(qū)，這是相當了不得的。我們這次研討會請的專家學者，在文學史研究、文學流派研究、區(qū)域文學研究以及文學評論方面卓有成就，我覺得經過研討，里下河文學流派很可能會成為當代文學史新的一章。
江蘇省作協(xié)黨組書記、主席范小青：泰州是里下河的門戶，里下河文學在這里生長得蓬勃茂盛。泰州牽頭召開這樣的研討會，大家坐下來檢視里下河文學現象，成功的創(chuàng)作實踐，說明我們泰州的里下河文學氛圍相當濃厚，有條件探討這樣的話題。這樣的會議很有意義：通過文化和文學現象的研討、宣介，可以提高一個地方的社會影響力，讓外部的地區(qū)對泰州產生新的認識。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zhàn)軍：里下河文學流派有何與眾不同之處？其他地方的鄉(xiāng)村文學大多以塑造一些“老人” 形象而取勝的，例如周立波筆下的“老孫頭”，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而許多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品中塑造的形象大多是少男少女，尤其是男作家成功塑造了許多女性形象，這在當代文學史上是一種顛覆。例如：從汪曾祺的作品中的“小孩”，到畢飛宇、龐余亮、黃蓓佳等人筆下的少男少女形象。這是我發(fā)現的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把時代的變遷、歲月的印記、成長的苦樂都記載在少男少女的身上。這比那些文學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更具活力，這是里下河文學“最美”的一部分，也是其核心部分。我希望里下河文學像那些鮮活的少男少女一樣，永遠活躍下去。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丁帆：如果說地域文化或區(qū)域文學，里下河文學流派肯定成立。寫地域文學史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作家籍貫不在這里，只在里下河工作；作家籍貫在里下河，但不在這里寫作。里下河文學流派更多的還要依靠本土作家通過聚會的方式，形成同一審美取向。
文學流派的形成，有助于一個地區(qū)軟實力的提升。泰州里下河獨特的水鄉(xiāng)特色，形成的自然風態(tài)、風情有別于其他地區(qū)。只有其地區(qū)的文學作品風格迥異，才有形成文學流派的可能。泰州可以以里下河地區(qū)某位有影響的作家作為核心，集聚一批風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把一些反映這個地區(qū)風俗化、風景化、風情化的作品推介到重要文學期刊上去，像《人民文學》、《收獲》、《鐘山》等，除了開專欄介紹外，還要開相關的研討會，進一步擴大影響。
中國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研部研究員、副主任何向陽：較之里下河文學流派而言，我更愿意稱之為里下河式的文學書寫。里下河與其說是一個地理概念，不如說是一個帶有人文意蘊的文化地理概念。蘇中地區(qū)的里河與下河之間這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平原，與我們通常概念中的平原不太一樣，這個平原，是由水澤四圍起來的水中澤國，河湖相連，水網密布，中間一個個的地理，一個個水土，以及水土養(yǎng)成的一個個的人，這些人，有的打魚，有的趕鴨，有的說書，有的著文，他們相互矚目，相互聯系，他們的命運落在紙上，由后代人看，又成就了一方人文的水土。我從小說出發(fā)，提出來“里下河式的文學書寫”的文學特征與美學意味，文學特征大約可以集中于三個方面，一，自覺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識。我們讀汪曾祺的《大淖記事》，一開篇就是對大淖這個地名的書寫，淖，是大水的意思；而《受戒》一開始也是寫地理，“這個地方的地名有點怪，叫庵趙莊。”接著作者逐字分析這個地名的三個字，可以說是有一種地理的自覺，這是寫家鄉(xiāng)舊事的作品，當然寫鄉(xiāng)村的作品都有一個地緣水土的概念，但在汪老這里，有著這樣自覺的地理意識，而且在個人的作品中不斷強化這種地理意識的作家并不很多。仔細觀察畢飛宇的小說，無論是《哺乳期的女人》還是《地球上的王家莊》，前者是一開始寫地理，后者則是將一個小地理放在一個更大的地理中去寫，當然例子還有不少，足見里下河的地理對于這些作家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浸潤著這方水土的作家的自覺的人文考察的文學起點。
這種講究來源的寫法，我以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來的文化影響的，這種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劉熙載等人文文化的影響。第二個方面，是自然呈現的漢語古典情結。他們的文字中都有一種文人氣質，但是這種人文氣質是不刻意為之的，是自然流露。比如無論汪曾祺還是畢飛宇，還是劉仁前，他們的書寫沒有歐式的長句，只要一寫到家鄉(xiāng)，就是短句，這些短句，看似平白，實則有著古意，比如，劉仁前《故里人物三記》中，有用語“弗時”，這樣的時間表達，深得明清筆記體小說的精髓。他們作品中注重白描，注重戲文，以及俚俗用語，但在用俚語時并不一下子就張牙舞爪，而是有著一種與放縱不同的民間的矜持。第三，是自在表達的人性命運關懷。他們的書寫中所表達的對于人的關心與關懷，是體察式的關懷，呈現出與北方敘事不同的特征。當然，從美學內涵上我們還可以談論更多，比如這種書寫中的細膩、從容、率真、任性，蘇中作為南北文化的中間地帶，的確有著與北方風骨與南方風情不同的風韻，從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不卑不亢與達觀從容。
《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我們尊崇汪曾祺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旗幟，是得到汪老的認可的。1988年，在北京文藝報工作的我，應泰州方面邀請，專程請汪曾祺為雜志《里下河文學》題寫書名。當我告訴汪老說，大家一致認為你是里下河文學的一面大旗。汪老聽后高興得哈哈大笑，欣然寫下“里下河文學”5個大字。
泰州是一個古老的文化城市，同時又是充滿現代文明和創(chuàng)意的現代化城市，在互聯網時代，如何在傳統(tǒng)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經緯度上確定泰州文化的定位，很重要。泰州的里下河文明是農耕文明的一種，里下河文學也是農耕文明的表達形式。文學界普遍認為，書寫農耕文學的作家是最優(yōu)秀的作家。我們泰州的里下河作家群堅持“里下河式的書寫”，本身就是為實現泰州文化的“中國夢”在努力。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吳義勤：里下河文學作為一個現象提出來，很有必要，作為一個流派，應具有一些約定俗成的概念性因素。里下河文學資源的價值，我覺得有一點就是里下河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對里下河人精神塑造，顯得特別重要。雖然里下河地區(qū)呈現出的不是高樓大廈，不是高山大河，而是小平房、小河流，但這就是里下河獨特的文化基因，她產生的文學也必然具有獨特的價值。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里下河有兩類作家，一是從里下河走出來進入中國文學版圖的作家，早已習慣劃定在江蘇文學的框架里；一是像劉仁前這樣仍堅守在里下河創(chuàng)作的作家。兩類作家既有共性，但也存在差異性。從作家隊伍看，山藥蛋派、荷花淀派的作家隊伍尚不如目前里下河的作家隊伍整齊，但他們坐標明確，是延安文學、革命文學的典型，滿足了延安革命文學的歷史需要。湖南作家群里，周立波、韓少功等作家也很強大，但是他們只能用“群”的概念。
當代文學的表述，好象不接納流派，充其量承認作家群，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派”的問題是有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強調相對封閉和獨立性。而當代文學是全國一盤棋，允許作家保留地方色彩，不允許作家有相對封閉獨立，這是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很大區(qū)別。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創(chuàng)作個性和獨有的文化個性，同時也要看到整體文化框架中的共性，這樣的探討比積極地打出某一個旗號更有意義。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里下河文學流派有著自己獨特的地方。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提出，并沒有重新分割我國文學版圖。因為一大批作家云集在里下河，這是確實存在的事實。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概念，更重要的是思考里下河區(qū)域文化是如何影響一大批作家的寫作以及當地文化的發(fā)展。梳理這一文學史脈絡，將為重新解釋一些作家的作品提供嶄新的角度和方法。作為里下河水鄉(xiāng)的門戶，泰州高高擎起這面文學大旗，非常有意義，這也反映了泰州文化人的高度自覺。
泰州里下河地區(qū)歷來文風很盛，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作品依然層出不窮。對鄉(xiāng)村知識分子來說，寫作就是他們進行文化傳承的最好方式。里下河的寫作者具有世俗生活的智慧，包括他們呈現出的作品。里下河文學創(chuàng)作，是這片土地上作者的文化自覺。隨著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我相信，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形成，有助于抵制工業(yè)化的惡果，并對倫理道德的破壞和工業(yè)污染形成抵抗和消解。
江蘇省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副主席汪政：文學流派有大有小，持續(xù)的時間有長有短，總結其形成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流派的文學行為發(fā)生之前，帶有某種目的性，由志同道合的文人亮出文學主張，依托刊物、報紙等平臺打出文學旗號，五四時期這樣的情況比較多；二是在流派的文學行為發(fā)生當中，一批文學主張、創(chuàng)作上顯示出一致性，且生活地域相近的作家，把自己前一時期的文學主張歸納提升，舉出流派的旗幟引導創(chuàng)作，并不斷聚集擴大；三是流派的追認，某一個地區(qū)或時代，在創(chuàng)作上表現出同一審美屬性或傾向，雖然沒有自覺地提出文學主張，也沒有刊物，但是卻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也可以視為一種文學流派的存在方式。比如宋代“豫章三洪”撐起的江西詩派就屬于追認。很多專家執(zhí)著于第一種文學流派的形成方式，但它并不是流派唯一存在的方式。從文學的多樣性來講，里下河文學流派即使不一定作為流派，作為作家群，作為創(chuàng)作現象，其文學意義也同樣重要。里下河作家不管激烈或柔和，對生活哲學的堅守，長期浸潤在民族敘事的傳統(tǒng)中，具有很多相似的審美屬性。
江蘇省作協(xié)專業(yè)作家費振鐘：“里下河文學”有自己的歷史，是一種依托于地緣地理區(qū)域形成的文學群體的命名。僅以敘事文學而論，在“里下河”區(qū)域產生了中國最重要的敘事作品《水滸傳》，對里下河文學的描述，如果回到歷史流向中，就可以看到他具有形成文學群體的可能性，也具有形成文學流派的可能性。但這需要有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就是1980年代汪曾祺作為中國最優(yōu)秀的小說家的現身。“汪風”式寫作，不僅是汪曾祺的個人特點，而集中和凸顯了里下河文學的審美性質。里下河文學由此有一個當代性標志。江蘇作家實力很強，作為文學流派形成的可能性，在陸文夫、高曉聲和方之時代，曾經有一種可能，但是“探求者文學”畢竟只是從一批有相似文學政治傾向的作家那里概括出來的，作為流派形成還缺少足夠支撐的因素，而今天江蘇推出“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說條件更成熟。
地域性作家容易命名是事實，但并不都出于評論方便，而是這些地域作家的作品具有文學共通性，其價值追求、敘事特質、語言風格等具有同構性。如當年的荷花淀派、山藥蛋派，雖然是由理論家命名的，也不一定得到作者承認，但這樣的命名是建立在同構性上。里下河文學流派同樣如此。不過將這個區(qū)域范圍內的作家們納入進去，并非為了說明這些作家的個人風格具有什么意義，而是希望在“地方性”重構中整合文學的意義。探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可能性，不是建立文壇地方軍。在今天的語境中，我們對“地方”文學的認知，是要通過“地方”一詞的解讀，重新獲得文學在今天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地方”作家和他們的寫作，發(fā)現文學是否還具備力量，是否還具備確定性的價值和理想，如果具備，那么這樣一個流派，它能提供多少。里下河文學流派如果依這樣要求建構起來，當然會對這個群體中的作家產生積極的影響。
文學史家怎么評定文學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需有這樣一種“里下河文學”，至于“地方化特征”如果專指過去所謂的地方特色或鄉(xiāng)土風格，那不重要，如果強調一種“地方性”對于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價值，那么在今天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虛擬化的時代，文學需要通過一種“地方”認知，來重新獲得其動力，這就是我們討論試圖通過“里下河文學”，切入中國文壇并發(fā)生影響的途徑。以對“地方”文學的重新發(fā)現，施加于對中國文學的認知，這是一個最切實的途徑，也是最有效的途徑。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洪治綱：一部好的文學史，并不僅僅表現在它對文學發(fā)展脈絡的準確梳理，對作家作品的科學定位，對文學發(fā)展經驗和教訓的有效總結，它還應該著力于探討并發(fā)現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部關系，重新激活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學個案，以鮮活的、具體的、被日常經驗遮蔽的事實，凸現文學演進的各種形態(tài)。文學史不只是一種計算學意義上的統(tǒng)計和歸納，它還應該是一段時間內的文學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的探討，是由豐富的個案信息和具象化的現場組成的某種演進軌跡。如果從這個意義上，將里下河區(qū)域中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一個考察目標，并依據微觀文學史的建構思路，認真梳理這一區(qū)域文學的發(fā)展軌跡，或許會打開更多、更豐富的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肌理，看到地域文化、自然環(huán)境、風俗民情等因素對這個區(qū)域文學的潛在影響，甚至從某種程度上還可以看到丹納所強調的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在規(guī)定性。無論是在小說、詩歌、散文，還是戲劇、文學評論與理論，里下河區(qū)域的文學，都在不同程度上緊密地嵌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其中的一些個案，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某種標志性符號，具有豐富的表征性意義。
譬如，汪曾祺、畢飛宇、曹文軒的小說創(chuàng)作，夏堅勇、費振鐘等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唐曉渡、小海等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高行健的戲劇創(chuàng)作，丁帆、黃毓璜、王干、費振鐘、汪政、吳義勤等人的文學研究與評論，都是微觀文學史意義上極為重要的個案，從中可以展示諸多令人深思的文學特性。
從流派角度來整合這一地區(qū)的文學，還存在著某種局限性。因為文學流派主要是指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的一批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呈現出某種審美觀點或審美風格的類似性。無論他們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也無論他們是否生活在同一個區(qū)域，只要他們具有審美風格、審美理想或藝術觀念上的相似性，都可以視為某一流派。
從文學門類上說，里下河區(qū)域的文學發(fā)展呈現出罕見的均衡性，小說、詩歌、散文、評論、戲劇，都涌現了一批重要作家，有些甚至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對當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汪曾祺、陸文夫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些作家和詩人，還深度參與了不同時期的文學變革，是某一時期文學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如唐曉渡對于后朦朧詩派的發(fā)展，畢飛宇與九十年代個人化思潮的關系，夏堅勇與九十年代興盛的歷史文化大散文的關系，高行健對新時期初期實驗話劇的影響，都有明確而又耐人尋味的關系。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文學門類中，作家年齡結構上的梯隊性、層次感都非常明鮮。像小說創(chuàng)作，從胡石言、陸文夫、汪曾祺到曹文軒、黃蓓佳，再到畢飛宇、朱輝，再到魯敏，代際的延續(xù)性非常強。其它門類也是大體如此。這種門類的均衡性和梯隊的延續(xù)性，可以很清晰地展示這一區(qū)域的文學發(fā)展軌跡，并進而凸現整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形態(tài)。
從審美風格上看，里下河區(qū)域的文學發(fā)展則呈現出多元化特質。傳統(tǒng)與先鋒、疏淡與冷峻、寫實與荒誕等等，都可以在這一區(qū)域的寫作群體中找到明確的個案。這也表明，該區(qū)域的文學在審美風格上擁有廣泛的表征性。譬如，我們立足于汪曾祺的個案研究，從中正平和的審美特質，看到中國傳統(tǒng)的“中和之美”的發(fā)展脈絡。同樣，陸文夫的蘇州文化風情小說，也可以解開地域文化小說發(fā)展的內在肌理。而費振鐘和夏堅勇的創(chuàng)作，可以從微觀上，剖析出文化歷史散文的不同發(fā)展形態(tài)及美學趣味。這種審美風格上的多元，既體現了里下河區(qū)域的作家具有明確的主體意識，又表明了他們以自身的獨特風貌，折射了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豐富與多元。
從個案特質上看，里下河地區(qū)的眾多作家和詩人，同樣也具有豐富的文學史表征意義。這里，既有成長于斯、寫作于斯的作家和詩人，又有成長于斯、遷徙他地的作家和詩人，還有雖成長他地，卻在此長期生活的作家。如果依照微觀史學的相關理論，我們不僅從一些個案梳理中，展示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某些重要形態(tài)，而且可以從作家的成長、審美風格的形成以及藝術思維的特質中，建構出一種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微觀文學史。無論是文學門類、審美風格，還是作家個案，以里下河地域的區(qū)域文學作為一個當代文學史的載體，進行微觀史意義的建構，在方法論上還有諸多可以開拓的空間。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全國各地的村落很多，但并不能像里下河這里的村落一樣，常被寫進文學作品中。這種文學現象不是隨便在一個地方都可以出現的，無法隨意復制的。以前，我國文壇也有過“文學陜軍”、“文學湘軍”等諸多提法，但與里下河文學這樣一個作家群落、文化現象相比，后者則更為內在。同一方水土、同一種生活方式，讓這里的作家們在寫作上有著高度的自我認同和文化認同，形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內部一致的紋理機制和組織架構。他們既有各自鮮明的創(chuàng)作個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氣質，在里下河文學內部形成了一種高度的自我認同，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這并不是簡單的文學史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的認同，而是里下河文學本身的自我認同。深厚的文化積淀形成了鮮明的自我認知，里下河文學用一種地域文化的獨特內涵對抗現代性，這是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特殊之處。
《文學報》評論部主任朱小如：里下河文學流派，從學術研究上來看，成立的可能性很大。里下河地區(qū)的眾多作家，氣質相通，從其文脈的形成上看，也可以作為里下河文學流派成立的參照點。說到文脈的成長，我個人希望有更多年輕的作家從里下河成長起來，并且走出去。
《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里下河文學作家群，真的了不得，幾乎占據了江蘇文學的半壁江山。以孫犁為首的“荷花淀派”和以趙樹理為首的“山藥蛋派”是我國現代文學中最有影響的兩個“流派”。但當代文學幾乎沒有其他流派的存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為一個充分體現文學地理特點的文學流派正在逐步形成。我建議泰州要把里下河文學流派要像做課題一樣，由本地高校積極參與研究。長期做下去，里下河文學現象和流派一定會在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可以借助當地的高校的科研力量，進行里下河文學的課題研究。課題按照不同類型劃分：按照題材劃分，有的研究理論，有的研究小說創(chuàng)作隊伍，有的研究散文創(chuàng)作隊伍；按照年代劃分，有的研究解放前的創(chuàng)作，有的研究文革前的創(chuàng)作，有的研究新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此外，還有包括對層次比較高的作家的研究。長期做下去，一定會產生影響。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里下河作家群在全國來說都是一個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學現象，值得研究。專門研討里下河文學流派，是一個非常有建設性的倡議。許多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論證，依我看都是成立的。里下河文學的深厚積淀和發(fā)展現狀，都很不錯。我發(fā)現里下河文學流派中有相當一部分六十年代的作家在寫鄉(xiāng)村，這在全國并不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且這部分作家確實非常優(yōu)秀，個性鮮明，作品很鮮活。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提出，就是給許多里下河作家提供了一個發(fā)掘、研究、推廣的平臺。
汪曾祺小說研究會會長陸建華：里下河地區(qū)，泰州地區(qū)的經濟實力很強，對文學事業(yè)的支持力度很大，這為里下河流派的成長搭建了平臺，也有利于流派的早日建立。當下，泰州需要抓好里下河文學創(chuàng)作的隊伍，培養(yǎng)新聞，甚至，以泰州為核心，把整個里下河地區(qū)的作者組織起來，大家共同努力，促進里下河的文學的繁榮和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早日誕生。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形成，任重道遠，需要一批仁人志士長時間的努力。需要借助中國作協(xié)、江蘇省作協(xié)、泰州等各方力量，共同搭建一個促進流派早日成長的平臺，對作品進行梳理，對流派特點分析研究，多培養(yǎng)一批文學新人，切實繁榮和發(fā)展好里下河文學流派。
《中華文學選刊》特聘編審邵明波：里下河文學流派是一種成長中的流派。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應當進一步解讀和推廣里下河文學，這種解讀和推廣，不僅僅是向內考察其審美屬性、向下追溯其文化淵源，而更應該向外、向上，向外就是走出去，放到更廣闊的空間去考察，向上就是放到更高的層面去研究，比方上升到思想性乃至哲學性的高度去研究。我們換一種解讀方式，可能會打開新的思路和空間。
（周衛(wèi)彬根據研討會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