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生活
王干在《潛京十年》里懷念鄉(xiāng)情，他不談同鄉(xiāng)汪曾祺的小說，早在1 982年，他就寫出萬余字的《論汪曾祺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等，似乎已談足，他要談的是“向汪曾祺學習生活”。汪老所謂的“生活”，就是燒得一手好菜，本是個美食家，過著平常日子，然后筆下寫市井，寫近乎平淡的生活，和“大敘事” 無關�？梢姷猛醺商嶙h的“學習”，其實是學習一個大于文學的汪曾祺，挖掘的是海上冰山水下的那部分—— 當然，這不能是冰塊，而須是真正的“冰山”。
王干的幾部隨筆集，《潛京十年》《王干隨筆選》《靜夜思》《灌水時代》等等，便是他“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心得。話題之寬泛、涉議之深入，看似尋常，背后卻體現出一個用心生活者的深厚功力。
他說圍棋、說麻將、說體育、說古譜、說茶道、說漢字、說電影電視話劇、說各地春秋景象，以及大說特說美食，無一不是生活，無一不需赤誠投入。難得的是，他每一樣都能說
出新意，其間有大智慧、大情懷。
譬如麻將，其他的消遣都比不上它的熱鬧刺激，有無窮多的未知，摸牌、出牌、吃牌、碰牌自然流動，非常隨機、相對、偶然。在這里“運氣遠遠勝過智力”，打錯了就是打對了，變幻無端，在很多可能性里流動，而最后那個唯一的可能，也得靠“運氣”，碰巧就來了，碰不巧永遠不來。這接近于我們的生命和歷史狀態(tài)，接近于歌德所說的“上帝的神秘作坊”。它和圍棋一樣，其運行方式包含著東方人思維的特性，沒有大小、好壞之分。對好壞、大小進行認定和確定，大概屬于西方式思維，這無疑比較的簡潔明快，但沒有了麻將與圍棋所體現出來的復雜性、流動性和相對性。
王干還寫他生活過的城市，寫北京、寫南京、寫泰州，寫它們的四季，比較它們微細的差別，讓我這樣的粗人頓感到生活的意義，獲知了不少的常識，因著我們都出生泰州，都留戀南京，后來又都在北京“潛” 下，而添了更多的親切。
我注意到他寫北京的“楊胡子”，過去只以為它就是南方的柳絮、楊花，毫不稀奇，王干卻把它描摹得有聲有色：它“像胡須，黑黝中泛著點青紫色，這胡子慢慢長大，到楊花飛天的時候也就是枝葉綠成一片，北京的春天就姍姍來遲了”。“春在溪頭薺菜花”，“北京的春，不在溪頭，也不在薺菜花。溪頭無水，薺菜花不開。北京的春從哪兒來？從‘楊胡子’ 生長的那一刻開始，一個漫長而遲緩的迎春儀式便開始了”。(《潛京十年·北京的春夏秋冬》)讀來很有情趣。但北京的春天有時會殺氣騰騰，滿城的“黃金甲”，那是刮起了沙塵暴。北京缺水，花開得精神有力，不像南方的花那么軟綿綿，那么迷人眼。北京的特產是暖氣，南京人享受不到它的好，過冬就只好鉆被窩了。
王干寫南京則情深，離開一座城市，遙望她，會像處子思戀遠地的情人。南京是樹城，橋下有水，煙水迷離， 到了秋天，色彩豐富，樹葉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往下落，最初是梧桐、泡桐，之后是銀杏，“金色葉片嘩嘩地像一陣清脆的童音飄落下來”。還有水杉，“秋風一起，樹葉便開始有點紅暈，秋風越勁，她的面龐越發(fā)通紅，紅得都讓人醉了”(《王干隨筆集·閑話南京》)。
電影、電視、話劇，現在離大眾的生活最為接近，本來是一個談不好、說不透的東西，王干卻能借助他渾厚的文學理論修養(yǎng)，講解起來深入淺出。比如大陸著名導演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王干認為它的母本—— 蘇童的《妻妾成群》寫得很成功，寫了四個姨太太的“窩里斗”，以頌蓮這個獨特敘述視角介入—— 她是局外的、現代的，上過大學，又是個遲到者、姨太太，窺見了大院里的種種罪惡；對女性微妙而復雜的心態(tài)，描寫得極其細膩而豐富。過去的張藝謀揚長避短，繞開了他不熟悉的南方風情，將小說用鏡頭處理得非常北方化，但到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他延續(xù)舊住，虛構一個燈籠的神話，通過點燈、封燈、滅燈、毀燈一連串儀式化的畫面，強化民族特性，這卻是個“偽民俗”，違背生活真實，沖突就此被簡化了，過于直奔主題。這樣處理，只能說明張藝謀心目中的觀眾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讓老外對古老的中國“民俗”感到震驚和新奇。問題是我們的本土并無這樣的“民俗”(《潛京十年·大紅燈籠為誰掛—— 兼析張藝謀的導演傾向》)。
讓我大出意外的，則是王干對美食研究之細致周全，讀來津津有味，我聯(lián)想到許多類似的經歷。對著他《潛京十年》里私藏的美食地圖，我仔細揣摩、回味，實在很難記起除烤鴨以外，北京有什么值得留戀的美食，因為家母是做菜的高手，吃遍全北京，我也沒有發(fā)現有幾道菜吃起來口味能勝過家母的。我曾懷疑是水土原因，以至于妻子坐月子，家母抽空來京，我忙請她下了廚，一道魚、紅燒雞端上，依舊是淮揚風味，大快朵頤。我驚嘆，問：你這是怎么做的？我們怎么就做不出這味道？到了北京還是頭一回吃出家鄉(xiāng)味。家母便教起我做菜的技藝，我卻是扭過頭就忘。真是沒有汪曾祺的口福啊!
或許我的脾胃已經適應了家母的味道，有意無意在“排斥”旁人？然而這個道理又說不通， 因為我離家二十年，這二十年難得回去，胃口早該變了，誰知是這么頑固，認定了那風味，做定了淮揚人。所以我家附近新開蘇幫菜松鶴樓不久，我連著就去吃過好幾回，不過爾爾。王干便推薦東四十條的滬江香滿樓，他是那里的�？�，他說他們的小吃好過了上海本地的。
我從王干的美食地圖上，驚喜地發(fā)現了離我家不遠的云騰賓館，那里有我生平最難忘的過橋米線。我?guī)缀趺刻鞆乃赃厑砣�，也知道它是云南駐京辦，云南的朋友來北京就住在那里，但一直沒有朝美食上想，云南的朋友更是從不在那里宴客，要請都在外頭，我誤以為那里沒有誘人之處。前兩天便跑了一趟，察看線路，期待今后做它的常客。
我這么癡迷這道“大菜”，是因為2007年去云南蒙自，伍立楊兄專門帶著我去吃了最正宗的過橋米線，吃過后再也難忘，回來就找過橋米線，但口味差遠了，“米線之迷” 王干卻說他在云騰賓館給自己的胃和舌“找到幸福的家園”(《潛京十年·過橋米線和菜泡飯》)，能不令我垂涎？
至于烤鴨，那是老北京特色，我懵懵懂懂，最初當學生，從未在意， 以為它就和火車站買一包德州扒雞那樣，啃啃就完了。第一次吃，我的運氣比王干好，他是在王府井，l985年，排隊近兩個小時，旁邊有人盯，吃時鴨已涼，油膩膩、軟塌塌(《潛京十年·平民烤鴨》)， 印象極差，后來吃亦不可口。我卻是1999年，剛剛拿到稿費的余杰同學請客，在北京大學學生餐廳的二樓，雖然都是一幫學生用餐，其他菜都很一般，可它的烤鴨，做工還真考究，我吃后贊不絕口，去過好幾回。2002年到圓明園跑了半天， 中午找地方吃飯，突然懷念起北大的烤鴨，就徒步過去，重新過癮了一把。不過吃多了烤鴨，好像哪里都差不多。即使到全聚德、便宜坊，也沒覺得味道有什么特異之處。家母離京時，我曾請她在全聚德吃烤鴨，她卻是沒有嘗出它的好，反覺得一套兩三百，太貴，來這兒高消費，真是“沒事做”(不值得)。
值得一記的只有20l0年的冬末，《南方周末》的馬莉大姐來北京，我們七八人在京尊烤鴨店點了兩套烤鴨，那才是脆、嫩、香，熱乎乎，入口即化，特招人喜愛，一桌的人夸道，“這里正宗”，卷了一次又一次，很快就把它們消滅了。我們《北京晚報》的趙李紅大姐，過后還念念不忘，說這是她吃過的最地道的烤鴨，下次吃烤鴨，咱們還來這里。
文墨世界
有一回和摩羅兄聊天，不知怎么的說到莫言，我說莫言早期有幾篇散文很不錯，尤其是寫啞巴女的那篇，讀得我潸然淚下。摩羅驚奇，問：莫言還寫散文？對于王干，我們相識雖晚，他又是長輩，認識他之前我僅僅看過他的評論，知道他是位很有成就的評論家，待到有所接觸后，我才像摩羅之于莫言驚奇的那樣，發(fā)現王干居然寫得一手漂亮的散文、隨筆。
其實這并不為怪，畢竟評論是“為人作嫁”，散文、隨筆卻完全屬于自己。但是王干的朋友葉兆言私下里傳經：六十歲前身體好、神氣好，多多寫小說，等到哪一天寫不動小說時，再寫散文、隨筆。王干做不到，他是個大忙人，又是個出色的編輯家， 自然沒有充沛的時間和精力對付小說，這時散文和隨筆恰好填了空。他這些作品，別看篇幅短，文字相對于小說來講也很少，卻一個頂一個，有的文章竟然寫了好幾年。他說寫南京和北京的一年四季，都是好幾年才完成。我很少寫這一類散文，揣想最好自然是當季寫，可以“取現”，或者走出去，主動尋找可寫的細節(jié)、場景，讓內容豐滿、真切。
王干善談，越和他交流，我們發(fā)現彼此有著越來越多的共同趣好。
他喜愛朦朧詩，20世紀80年代就寫了《廢墟之花—— 朦朧詩的前世今生》，在手上耽擱十多年，一直到2009年才交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他走向文壇，則是靠研究朦朧詩起家，二十六歲在《文學評論》發(fā)表詩評。我則是中學年代讀朦朧詩，二十年后補債，寫了數篇有關朦朧詩及其詩人的文章。因此我們對字詞都比較敏感，愛讀詞典。
王干曾說他專門打電話給廣州的朋友，請教《大話西游》里的“大話”作何解，卻原來就是說空話、說大話、說假話，含有戲說、搞笑等喜劇元素。通過這個詞他還發(fā)現，周星馳的電影《大話西游》讓人記住的不是情節(jié)，它甚至談不上是一個故事，它的落腳點就在“大話”上，沒完沒了，許多落在“意義” 以外，沒有意義，可能只為逗人發(fā)笑，但有時具有殺傷力。王干說唐僧被牛魔王捉住后，對小妖精反復灌輸廢話，看押他的小妖精受不了，就自殺了。這和“文革” 時期的大字報一樣，以看似廢話的暴力話語攻擊人，豪情萬丈，鏗鏘磅礴，受不了的人都會自殺(《潛京十年·武俠、灌水、大話》)。這是“大話” 的魔力。
我們也都研究、玩味過王朔的新北京話、老舍的舊北京話。由于熱愛老舍，王干年輕時就找到老舍的全部小說，讀了一遍又一遍。而我寫過老舍的傳，我們共同認為，老舍的文學地位應該往上拔。他覺得僅次于魯迅，我認為超過了魯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無比之欣賞沈從文，他不以為老舍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20世紀有資格獲得該獎的中國作家是沈從文。我和王干卻認為老舍的文學成就在沈從文之上。我說自己不喜歡魯迅的小說，《傷逝》是唯一的例外。魯迅最好的小說是《傷逝》，那里有他的戀情，深婉沉痛。王干偏偏也很喜愛《傷逝》，并說在臺灣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尚不及胡適，排在周作人那樣的位置，而老舍則很高。這都是比較新鮮的意見。
對于當代作家，汪曾祺自不用說，他那代人中，能夠在文學吏上永遠留下來的，大概就只有汪曾祺了。汪的《受戒》，幾乎是當代中短篇小說的頂峰。1948年他就發(fā)表《雞鴨名家》，功力和潛力不讓他的老師沈從文。20世紀50年代，老舍說他看好的年輕作家只有汪曾祺和林斤瀾，不是憑空發(fā)言。
我們還共同喜愛劉恒。王干喜歡他的《虛證》，說它對人性和靈魂的拷問，跳出了寫實層次，“以一個虛擬的想象去尋找一個朋友死亡的理由，小說采用了層層推理的警探小說方式，去想象模擬一個死亡者生前的言行。但小說又是不確定的，死亡的追蹤變成了對人性的追蹤，而人性的追蹤猶如死亡那樣復雜不可測，劉恒悲天憫人的慈悲胸懷油然而生”(《潛京十年·三X與劉恒》)。
《虛證》的責編岳建一則認為，劉恒最出色的小說是《伏羲伏羲》，下來是《白渦》《狗日的糧食》，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大概《伏羲伏羲》寫的是過去，生活經過了沉淀，寫法比較傳統(tǒng)，接近“古典”；而《白渦》《虛證》等則是寫當代，里面的生活尚未沉淀，浮皮之處不少，手法偏新，不夠“古典” 吧—— 曹禺評價一部作品好不好，總拿夠不夠“古典”作標準，我在此借用一下。
王干和我分歧較大的則是如何評價莫言的小說。莫言最出色的小說無疑是中篇小說《紅高粱》，我覺得它確實優(yōu)秀，但缺點也比較明顯—— 敘述視角上的前后沒有全部照應、缺少統(tǒng)一，支撐主要人物行為的心理也不足信。王干卻說前者恰恰是莫言的創(chuàng)新之處。我就請他寫出來，可供探討。因為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莫言的小小失誤，修訂一下就可解決，無損他的成就和聲譽。但究竟是誤筆還是創(chuàng)新，那可以公開進行論辯，這個過程，相信能夠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論障礙。
說到四大古典名著時，王干的一個觀點讓我吃驚，他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都是古典名著，這沒有問題，問題是《紅樓夢》，他認為它算不算古典名著，尚不好定論，還需檢驗。它完全是王國維、胡適、俞平伯這幾個人推出來的。他們指定它是經典，它才成為了經典。這之前，它默默無聞。我第一次聽說這個意見，感覺有意思，再次鼓動他寫出來。因為他跟著來了一句，說以后的四大名著恐怕得這么排：《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庸武俠。
在這里，金庸武俠作為一個整體，被拔到經典的位置。話題的引出就是2011年初，我的新著《金庸的醉俠世界》由東方出版社推出，在書中有一個看法，那就是金庸最好的《鹿鼎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放在《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等行列，完全恰當，它唯一不能比的是《紅樓夢》，因此“金庸是曹雪芹之后中國小說家第一人”。在某些方面，譬如金庸小說在展示中國傳統(tǒng)社會、歷史生活內容的寬廣和深度，包括刻畫人物的人性與情感深度上，我認為《鹿鼎記》等甚至已超過《紅樓夢》。這個看法引起強烈的爭議，國內外數不清的報刊、網站進行了報道和轉載。我就請王干談談他的看法。誰想到某種意義上，他比我走得還遠。
王干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都帶著濃厚的武俠氣息，《水滸傳》是好漢演義，《西游記》里孫悟空的成長史是所有武俠英雄成長的濃縮，而《三國演義》里的劉備、關羽、張飛結義本身，就是一種江湖義氣，三國爭雄和華山爭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武俠英雄是超現實的一群精靈，“他們又是以暴易暴、以恐怖制恐怖、以暗殺制暗殺、以陷阱制陷阱的英雄，雖然武俠中的英雄都是和平主義者，都是武功武德雙馨的人格神，但他們用暴力代替法律，用個人行為代替政府行為，不論是國外的蝙蝠俠、佐羅和超人，還是中國的黑旋風、孫悟空、令狐沖”(《潛京十年·武俠、灌水與大話》)。
而且金庸武俠的傳播之廣、影響之大，華人世界無人可比。
王干說自己喜歡金庸的武俠小說，頓讓我有知音之感。因為我一直覺得南京那幫師友都是排擠和不看金庸的，我所尊敬的董健老師和王彬彬兄，就是反對得最為厲害的兩位。驀然有王干同行，今后再到南京，我就不會孤單!并且，有他的正面支持，《金庸的醉俠世界》就不顯得個色，起碼我們也可以組成一個“獨唱團”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