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蘇高郵。
高郵隸屬揚州，人杰地靈。歷史上出過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如宋代詞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經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為高郵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贊之，可見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郵大戶人家，汪曾祺有精通舊學的祖父，有新潮文藝的父親，汪曾祺深受熏陶，在文化方面打下良好基礎。特別是在中學時認真學習過桐城派古文，法度嚴謹，落筆精練。汪曾祺也認為：桐城派古文“對我的文章洗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1939年，汪曾祺高中畢業(yè)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
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汪曾祺聽金岳霖講邏輯、聞一多講楚辭、朱自清講宋詞。到了大二，他成為仰慕已久的沈從文弟子，沈先生對他關愛有加，多次指導、推薦汪的小說發(fā)表，如《異秉》《小學的鐘聲》《復仇》等。
汪曾祺性格散漫、悠閑、我行我素，導致他大學竟然沒有畢業(yè)。那時政府規(guī)定，當年畢業(yè)的西南聯(lián)大學生必須要為陳納德的飛虎隊當譯員。但汪曾祺愛面子，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找不到一條沒有洞的褲子，就沒有按規(guī)定去報到，為此受到校方處置，只拿到一張肄業(yè)證。
離開學校的汪曾祺，先在昆明盤桓了兩年，1946年初秋來到上海，李健吾根據沈從文先生推薦，將他介紹到上海致遠中學教書到1948年春。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后因女友到北京大學任教，汪曾祺北上與之團聚。
一炮走紅
1950年汪曾祺進入北京文聯(lián)，成為《北京文藝》編輯，領導是老舍。汪曾祺有文才但作品極少，老舍卻認為：“北京有兩個作家今后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1954年他被調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做《民間文學》的編輯。
汪曾祺在北京近十年時間里，除偶爾寫點散文之類的小品文，沒有寫過一篇小說，唯一重要收獲是由他編劇的京劇《范進中舉》獲北京戲劇調演一等獎�？傻吹耐粼鲄s沒躲過“反右”沖擊。
身處文化界的汪曾祺，對大鳴大放無動于衷，既不鳴也不放，更無批評建言。但在單位領導的鼓動下，在黑板報上寫了一段連像樣的文章都算不上的批評意見，題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結尾寫道：“我愛我的國家，并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云。”連批評都如此悠閑的汪曾祺，引得領導們大為反感，留下了“罪證”。結果，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沙嶺子農業(yè)科學研究所勞動。
在農科所勞動期間，汪曾祺工作業(yè)績比較突出，于1960年秋被摘掉右派帽子，按說他可以回北京了。但將他打成右派的單位卻不愿意接收他，他只好在農科所多待了兩年。這兩年間，他根據研究所安排的任務，繪制了一套馬鈴薯圖譜，寫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說《羊舍一夕》。稍后，又寫出《看水》和《王全》兩個短篇，三篇合集為《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國少兒出版社出版。與《邂逅集》的出版相距15年。
無望回到原單位的汪曾祺，給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楊毓珉對他的境遇頗為同情，經與劇團領導溝通，1962年初，汪曾祺終于回到北京，進入北京京劇團。
汪曾祺在《隨遇而安》一文中說：“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確實，直到劃為右派前，汪曾祺的人生中無一筆波瀾，但到了北京京劇團后，他的命運隨之跌宕起來。
1963年初，江青在上海找來幾個劇本，其中一個是上海人民滬劇團的《蘆蕩火種》，交給北京京劇團負責改編。劇團建立由汪曾祺、楊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組成的編劇小組，其中后三人承擔著不同的領導職務，主要編劇工作由汪曾祺承擔。
經過改編，劇名由滬劇的《蘆蕩火種》改為《地下聯(lián)絡員》，主要是描寫阿慶嫂如何英勇機智、保護傷員，突出地下斗爭，主角是阿慶嫂，由趙燕俠扮演。
但第一次改編的效果不很理想，江青與彭真、羅瑞卿等觀看彩排后，江青一聲不吭，撒手不管。但彭、羅認為此劇基礎不錯，希望劇團下功夫把劇本改好。根據彭、羅指示，汪曾祺對劇本進行了精心調理，尤其在人物刻畫和文學表達上，特別注意克服人物的臉譜化。經彭真等北京市領導審看，將劇名又改回《蘆蕩火種》，并對外公演。
重新修改的《蘆蕩火種》一炮走紅，贏得觀眾強烈反響，在北京連演100多場，盛況空前�！侗本┤請蟆穼ｉT發(fā)表社論和多篇評論文章給予高度贊譽。
仍是異類
4月中旬從上海趕回北京的江青，在專機上讀到關于《蘆蕩火種》的評論文章，抵京當晚就去觀看了演出。江青見面就對演職人員大發(fā)雷霆：“你們好大的膽子，沒經過我就公演了！”隨后，江青立刻介入劇目的“修改”，折騰了十多天，把劇組累得夠嗆，但劇本幾乎原樣未動，功勞卻歸在了她的名下。
1964年7月23日，毛澤東等觀看了演出，在接見演員時大加贊賞：“阿慶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幾天后，江青到劇組傳達毛澤東指示，主要有三點：要突出新四軍的音樂形象；結尾要修改；劇名定為《沙家浜》。毛澤東說：“故事發(fā)生在沙家浜，中國有許多戲用地名為戲名，這出戲就叫《沙家浜》吧。”從此，《蘆蕩火種》正式定名為《沙家浜》。
“文革”開始后，汪曾祺成為劇團第一批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但幾個月后，又于1967年4月20日被緊急“解放”。原來中央首長馬上就要接見他。當晚，汪曾祺就與閻肅陪江青看戲，并分坐江青左右。
“解放”汪曾祺是為了改戲�！渡臣忆骸返脑瓌∏槭且园c嫂為主角，講述地下斗爭工作。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同，所以地下斗爭也要改為以武裝斗爭為主，配角郭建光成為了主角，大大增加了他的戲份，阿慶嫂則降為配角。
汪曾祺是正宗地主階級出身，又是舊知識分子、右派，還寫過一些“毒草”，在“文革”時期，很少有人有翻身機會，但江青對汪曾祺卻頗為偏愛，汪曾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青睞。
大約在1965年，江青送給汪曾祺一套毛選，并在第一卷扉頁上親筆題簽：贈汪曾祺同志。這套毛選版本頗為珍貴，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數(shù)量只有2000冊，市面上極少，基本都由毛澤東留下送人了。
江青曾說：“汪曾棋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此外，江青說自己“看《紅燈記》就落淚”。汪曾祺背后嘀咕了幾句：“這不好，這會損壽。”結果有人給匯報了，江青說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緊張，讓汪曾祺做檢討，汪曾祺說，沒惡意，只是詼諧。這些“錯誤”在“文革”期間都算相當嚴重，但江青卻對汪曾祺網開一面，沒有追究。
江青對汪曾祺除了優(yōu)待也有“原則”。1968年冬，馬長禮在傳達江青指示時說：“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汪曾祺說：“我搞了一個時期的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但是忽然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這主要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壓力下搞創(chuàng)作，那滋味可想而知。”說明汪曾祺始終還是異類。
“感恩”與清查
盡管異類，可汪曾祺依然懶散和我行我素。他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蹺著二郎腿、抽煙的人。稀罕的是，江青就是沒有訓過他。
尤其在1970年5月15日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沙家浜》定稿會上，定稿的劇本將在6月份《紅旗》上發(fā)表，同時還要配發(fā)署名北京京劇團《沙家浜》劇組評論，時間相當緊迫。參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葉群等人，由汪曾祺執(zhí)筆。十幾個小時的定稿會開到次日凌晨，汪曾祺寫出的詞令江青十分贊賞，這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最高峰：上天安門。
在汪曾祺登上天安門，參加“聲援柬埔寨人民群眾大會”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列出上天安門城樓人員名單，汪曾祺排在“革命文藝戰(zhàn)士”行列，是唯一的文人。此后，江青還多次指派汪曾祺參加不同劇本的編劇、修改。
全國風聲鶴唳的情況下汪曾祺受到如此優(yōu)待，許多人都認為他投靠了江青。
江青“解放”了汪曾祺，汪曾祺自然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的檢查中他寫道：“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xù)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
“文革”結束后，有人揭發(fā)說“四人幫”倒臺前曾組織了“第二套班底”，企圖東山再起。由于汪曾祺“文革”中受到“重用”經歷，轉身成為“第二套班底”的重點清查對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是否“四人幫”留下的潛伏分子。
對于汪曾祺而言并沒有什么“投靠”的行為，他被“解放”后的工作比較賣力，先后為《沙家浜》寫過幾篇文章，按照領導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樣板戲的功勞，文字帶有一些吹捧性質。他還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各種指示制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樣板戲交流會上，作過兩次有關《沙家浜》的報告。一次，劇團傳達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議說，江青同志身體很好，咱們小聲說三遍“烏拉”好不好？江青優(yōu)待他是確實，汪曾祺的“回報”大致也就這么多。
清查的結果：他和“四人幫”集團沒有任何政治瓜葛。結束了兩年審查，汪曾祺才真正回歸作家行列，連續(xù)寫出《大淖記事》《受戒》等名作，成為當代具有中國文學特征的卓然大家。
作者為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