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蘇高郵。
高郵隸屬揚州,人杰地靈。歷史上出過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如宋代詞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經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為高郵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贊之,可見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郵大戶人家,汪曾祺有精通舊學的祖父,有新潮文藝的父親,汪曾祺深受熏陶,在文化方面打下良好基礎。特別是在中學時認真學習過桐城派古文,法度嚴謹,落筆精練。汪曾祺也認為:桐城派古文“對我的文章洗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1939年,汪曾祺高中畢業(yè)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
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汪曾祺聽金岳霖講邏輯、聞一多講楚辭、朱自清講宋詞。到了大二,他成為仰慕已久的沈從文弟子,沈先生對他關愛有加,多次指導、推薦汪的小說發(fā)表,如《異秉》《小學的鐘聲》《復仇》等。
汪曾祺性格散漫、悠閑、我行我素,導致他大學竟然沒有畢業(yè)。那時政府規(guī)定,當年畢業(yè)的西南聯(lián)大學生必須要為陳納德的飛虎隊當譯員。但汪曾祺愛面子,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找不到一條沒有洞的褲子,就沒有按規(guī)定去報到,為此受到校方處置,只拿到一張肄業(yè)證。
離開學校的汪曾祺,先在昆明盤桓了兩年,1946年初秋來到上海,李健吾根據沈從文先生推薦,將他介紹到上海致遠中學教書到1948年春。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后因女友到北京大學任教,汪曾祺北上與之團聚。
一炮走紅
1950年汪曾祺進入北京文聯(lián),成為《北京文藝》編輯,領導是老舍。汪曾祺有文才但作品極少,老舍卻認為:“北京有兩個作家今后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1954年他被調至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做《民間文學》的編輯。
汪曾祺在北京近十年時間里,除偶爾寫點散文之類的小品文,沒有寫過一篇小說,唯一重要收獲是由他編劇的京劇《范進中舉》獲北京戲劇調演一等獎?傻吹耐粼鲄s沒躲過“反右”沖擊。
身處文化界的汪曾祺,對大鳴大放無動于衷,既不鳴也不放,更無批評建言。但在單位領導的鼓動下,在黑板報上寫了一段連像樣的文章都算不上的批評意見,題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結尾寫道:“我愛我的國家,并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云。”連批評都如此悠閑的汪曾祺,引得領導們大為反感,留下了“罪證”。結果,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沙嶺子農業(yè)科學研究所勞動。
在農科所勞動期間,汪曾祺工作業(yè)績比較突出,于1960年秋被摘掉右派帽子,按說他可以回北京了。但將他打成右派的單位卻不愿意接收他,他只好在農科所多待了兩年。這兩年間,他根據研究所安排的任務,繪制了一套馬鈴薯圖譜,寫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說《羊舍一夕》。稍后,又寫出《看水》和《王全》兩個短篇,三篇合集為《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國少兒出版社出版。與《邂逅集》的出版相距15年。
無望回到原單位的汪曾祺,給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楊毓珉對他的境遇頗為同情,經與劇團領導溝通,1962年初,汪曾祺終于回到北京,進入北京京劇團。
汪曾祺在《隨遇而安》一文中說:“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確實,直到劃為右派前,汪曾祺的人生中無一筆波瀾,但到了北京京劇團后,他的命運隨之跌宕起來。
1963年初,江青在上海找來幾個劇本,其中一個是上海人民滬劇團的《蘆蕩火種》,交給北京京劇團負責改編。劇團建立由汪曾祺、楊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組成的編劇小組,其中后三人承擔著不同的領導職務,主要編劇工作由汪曾祺承擔。
經過改編,劇名由滬劇的《蘆蕩火種》改為《地下聯(lián)絡員》,主要是描寫阿慶嫂如何英勇機智、保護傷員,突出地下斗爭,主角是阿慶嫂,由趙燕俠扮演。
但第一次改編的效果不很理想,江青與彭真、羅瑞卿等觀看彩排后,江青一聲不吭,撒手不管。但彭、羅認為此劇基礎不錯,希望劇團下功夫把劇本改好。根據彭、羅指示,汪曾祺對劇本進行了精心調理,尤其在人物刻畫和文學表達上,特別注意克服人物的臉譜化。經彭真等北京市領導審看,將劇名又改回《蘆蕩火種》,并對外公演。
重新修改的《蘆蕩火種》一炮走紅,贏得觀眾強烈反響,在北京連演100多場,盛況空前!侗本┤請蟆穼iT發(fā)表社論和多篇評論文章給予高度贊譽。
仍是異類
4月中旬從上海趕回北京的江青,在專機上讀到關于《蘆蕩火種》的評論文章,抵京當晚就去觀看了演出。江青見面就對演職人員大發(fā)雷霆:“你們好大的膽子,沒經過我就公演了!”隨后,江青立刻介入劇目的“修改”,折騰了十多天,把劇組累得夠嗆,但劇本幾乎原樣未動,功勞卻歸在了她的名下。
1964年7月23日,毛澤東等觀看了演出,在接見演員時大加贊賞:“阿慶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幾天后,江青到劇組傳達毛澤東指示,主要有三點:要突出新四軍的音樂形象;結尾要修改;劇名定為《沙家浜》。毛澤東說:“故事發(fā)生在沙家浜,中國有許多戲用地名為戲名,這出戲就叫《沙家浜》吧。”從此,《蘆蕩火種》正式定名為《沙家浜》。
“文革”開始后,汪曾祺成為劇團第一批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但幾個月后,又于1967年4月20日被緊急“解放”。原來中央首長馬上就要接見他。當晚,汪曾祺就與閻肅陪江青看戲,并分坐江青左右。
“解放”汪曾祺是為了改戲!渡臣忆骸返脑瓌∏槭且园c嫂為主角,講述地下斗爭工作。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同,所以地下斗爭也要改為以武裝斗爭為主,配角郭建光成為了主角,大大增加了他的戲份,阿慶嫂則降為配角。
汪曾祺是正宗地主階級出身,又是舊知識分子、右派,還寫過一些“毒草”,在“文革”時期,很少有人有翻身機會,但江青對汪曾祺卻頗為偏愛,汪曾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青睞。
大約在1965年,江青送給汪曾祺一套毛選,并在第一卷扉頁上親筆題簽:贈汪曾祺同志。這套毛選版本頗為珍貴,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數(shù)量只有2000冊,市面上極少,基本都由毛澤東留下送人了。
江青曾說:“汪曾棋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此外,江青說自己“看《紅燈記》就落淚”。汪曾祺背后嘀咕了幾句:“這不好,這會損壽。”結果有人給匯報了,江青說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緊張,讓汪曾祺做檢討,汪曾祺說,沒惡意,只是詼諧。這些“錯誤”在“文革”期間都算相當嚴重,但江青卻對汪曾祺網開一面,沒有追究。
江青對汪曾祺除了優(yōu)待也有“原則”。1968年冬,馬長禮在傳達江青指示時說:“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汪曾祺說:“我搞了一個時期的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但是忽然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這主要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壓力下搞創(chuàng)作,那滋味可想而知。”說明汪曾祺始終還是異類。
“感恩”與清查
盡管異類,可汪曾祺依然懶散和我行我素。他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蹺著二郎腿、抽煙的人。稀罕的是,江青就是沒有訓過他。
尤其在1970年5月15日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沙家浜》定稿會上,定稿的劇本將在6月份《紅旗》上發(fā)表,同時還要配發(fā)署名北京京劇團《沙家浜》劇組評論,時間相當緊迫。參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葉群等人,由汪曾祺執(zhí)筆。十幾個小時的定稿會開到次日凌晨,汪曾祺寫出的詞令江青十分贊賞,這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最高峰:上天安門。
在汪曾祺登上天安門,參加“聲援柬埔寨人民群眾大會”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列出上天安門城樓人員名單,汪曾祺排在“革命文藝戰(zhàn)士”行列,是唯一的文人。此后,江青還多次指派汪曾祺參加不同劇本的編劇、修改。
全國風聲鶴唳的情況下汪曾祺受到如此優(yōu)待,許多人都認為他投靠了江青。
江青“解放”了汪曾祺,汪曾祺自然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的檢查中他寫道:“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xù)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
“文革”結束后,有人揭發(fā)說“四人幫”倒臺前曾組織了“第二套班底”,企圖東山再起。由于汪曾祺“文革”中受到“重用”經歷,轉身成為“第二套班底”的重點清查對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是否“四人幫”留下的潛伏分子。
對于汪曾祺而言并沒有什么“投靠”的行為,他被“解放”后的工作比較賣力,先后為《沙家浜》寫過幾篇文章,按照領導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樣板戲的功勞,文字帶有一些吹捧性質。他還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各種指示制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樣板戲交流會上,作過兩次有關《沙家浜》的報告。一次,劇團傳達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議說,江青同志身體很好,咱們小聲說三遍“烏拉”好不好?江青優(yōu)待他是確實,汪曾祺的“回報”大致也就這么多。
清查的結果:他和“四人幫”集團沒有任何政治瓜葛。結束了兩年審查,汪曾祺才真正回歸作家行列,連續(xù)寫出《大淖記事》《受戒》等名作,成為當代具有中國文學特征的卓然大家。
作者為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