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雨萌
敘述朱輝是有些困難的。朱輝出道應該有好多年了，與他同時期走上文壇的江蘇青年作家們大抵都已功成名就，創(chuàng)作上也都趨于穩(wěn)定，有了屬于自己的風格，屬于自己的標志性特征，但朱輝好像還在那兒折騰，還在那兒尋找，還在那兒嘗試，誰也無法預料他下一部作品的前進方向。這樣說來，到也見出朱輝似乎永遠有一顆年輕的文學的心。
一
朱輝創(chuàng)作伊始是從中短篇小說入手的，也是它們給他帶來了很大的聲譽。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說中，我們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朱輝對小說風格的不斷探索和實驗。他對各種風格的小說廣泛涉獵，這些中短篇幾乎暗含了朱輝小說的秘密，他在將寫實作為他的看家法寶的同時一直在操練著其他的小說筆墨。何志云曾經(jīng)這樣評價朱輝的作品：“朱輝的眼光及筆觸與所謂的宏大敘事無關，卻與我們習熟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瑣事有緣；來自蘇北小鎮(zhèn)的同鄉(xiāng)間的友誼與暗斗（《雙風灌耳》），一個小女人與情史互相編織的發(fā)達史（《游刃》），一個小城畫家欲說還休的一段情事（《動靜》），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和女編輯間的一份曖昧（《對方》），或者，只是校園里的一次意外風波（《狂風大作》《棕色藥瓶》），一個退休教授臨死前的短暫生活（《紅口白牙》）……朱輝不動聲色地敘述著這一切，有時攜著理解，有時顯出關愛，更多的則是知己知彼般的默契；他的敘述貼近對象的瑣細與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節(jié)中隱含的沖突，更不刻意在那些地方停下腳來；他只關心那些與人性、人的隱秘心理相關的細節(jié)，尤其留意的，是這些細節(jié)背后蘊藏的意義……”。 何志云確實抓住了當年朱輝中短篇小說的主要特點，平實，家常，細致，耐心，將傳統(tǒng)寫實小說的美學韻致可以說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除了這樣的近于世俗的綿密的敘事，朱輝的小說對故事、對戲劇性有著當時不可理喻的偏愛，所以，朱輝的小說具有相當?shù)拈喿x上的親和力，像《蘇辰夢見了什么》《老湯》《一箭之遙》都是一些很“抓人”的篇什。可以《紅口白牙》稍作分析，小說是從體育老師蕭榕的退休生活寫起的，蕭榕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一生平淡坎坷而又勤業(yè)敬業(yè)，及至退休之后，又是一樣的寂寞難耐。在敘述蕭榕的同時，小說還寫到另一個人物，年輕人“小駒子”、他空虛的青春和面對空虛的無望的掙扎。也就是說小說實際上有兩條敘事線索，這兩條線索到小說的最后才匯合。蕭老師死了，居然死在他一生中只打了一次的麻將牌上，許多人對此感到驚訝，議論紛紛，并因此與小駒子在訃告欄前發(fā)生了沖突，到這時，小說才如亮底牌一樣的告訴讀者，小駒子就是蕭老師的唯一的“不是不想問，而是問了也白問”的兒子。而這一交代又促使讀者將此前的閱讀重新梳理，這兩條線索在小說的敘說中原來就是時常交叉的，只是由于小說敘述的閃掩騰挪讓人忽略了。朱輝很輕松地制造出了富于戲劇性的閱讀效果，顯示出了敘事的主體性優(yōu)勢地位。諸如此類的敘事藝術當然涉及到小說的許多經(jīng)典要素，如懸念、意外、錯誤、偶然、誤會、頓挫等等 ，正是對這些要素的運用使得朱輝的小說充滿了戲劇性的敘述張力和對閱讀的誘惑，它們挑逗著讀者，考驗著讀者的智力。不能輕易否定這些敘事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小說美學中，它們依然是有生命力的。“起碼，它們不能僅僅被看作作家解決情節(jié)發(fā)展和沖突的一種手段，而應該看到，它是由作家安排的一種‘語言方式’，也就是一種說的方式。從相對主義的立場上講，生活和藝術敘事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與單元，都是偶然和意外，但是否被我們從性質(zhì)上這樣認定則取決于彼時的情境。如此說來，作家的敘事藝術應該是一種創(chuàng)造，他使某一個細節(jié)在他創(chuàng)設的情境中成為意外或偶然，讓人們對整個敘事都感到驚奇，有時，它們甚至能照亮全篇。” 《紅口白牙》最后兩條線索的匯合，特別是小駒子出現(xiàn)后與眾人的沖突，這一意外將整個小說所表達的人生況味全部提升出來了。將這種戲劇性與傳奇性發(fā)揮到極致的是那些具有偵探與懸疑色彩的作品，如《棕色藥瓶》《一箭之遙》《青玉案》等等，后來，技癢的朱輝竟然處心積慮，創(chuàng)作出了他自己稱為的“純文學性的偵探小說”長篇小說《天知道》，之所以這么說顯然是為了與通俗化的懸疑偵探小說區(qū)別開來，即偵探其外文學其里，“這是朱輝精心營構的一個敘事圈套。他所要表達的，是比這種詭秘的許是全套更加詭秘的生存本相：愛情、欲望、陰謀、冒險、復仇……” 禍福相倚，物極必反的思想貫穿始終，作品從頭到尾沒有提供任何主觀的價值判斷，孰是孰非，甚至是否存在所謂的是非都交與讀者自己判斷。朱輝在寫作的過程中拋棄了社會既有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借祈天之口對通行的價值觀進行了一次狂人式的發(fā)問。
小說的詩意化也是朱輝時常營造的，它體現(xiàn)出作家早期的唯美主義傾向，這種詩意化來自他對小說表達“心情”，表達諸如悲憫、傷感等等情懷的理解�！犊瓷哒谷ァ肪褪且黄獋卸鴾厍榈男≌f，寫兩位少年金良和劉健徒步到鄰縣去看蛇展，少年的好奇、冒險、恐懼和奶奶的疼愛讓人過目難忘，當兩位少年歷盡辛苦來到目的地時，辦蛇展的人卻先他們離去，那種傷痛，那種面對美麗而純潔的童心的失之交臂真讓人于心不忍，這種“殘忍”與長堤、運河、鄉(xiāng)間小道等意象永遠留在人們的心底。再如《紅花地》，這是一篇帶有散文筆調(diào)的作品，顯示出朱輝營造氛圍的能力，小說的主人公李欽的身體似乎一直處于一種亞健康的狀態(tài)，他與臨產(chǎn)的妻子一同回到故鄉(xiāng)，久居城市的他感受到了鄉(xiāng)間相互的風情，妻子順利了生產(chǎn)了，李欽也恢復了健康，顯然，鄉(xiāng)村風景、生活的節(jié)律、親人的關愛與李欽的亞健康構成了一個對比性的意義組合，李欽時代病由誰來療救就不言而喻了。小說最后如此敘述紅花：“它們燦爛地開放著，故鄉(xiāng)成了真正的紅花地。紅花草開在大地上，開在李欽的瞳仁里。到了省城的李欽閉上眼睛，滿眼還是無邊的紅花草。還有母親。”現(xiàn)在再讀這樣的文字，它的美麗依然讓人感動。這樣的情緒底色與寫實一樣是朱輝小說的基調(diào)之一，他自己就曾說：“我自己回過頭來想想，我的作品里面確實有著悲天憫人這樣一種情緒，而且這種情緒很強烈。我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在關注人的心情，……如果說一個作家以自己的情懷去浸潤他所關注的東西，那么你自然會覺得有悲憫情懷。這種悲憫情懷，悲天憫人的情懷，可能與我個人的性情有關，但也不一定就與生活經(jīng)歷有關。我覺得人生是不容易的，雖然大家都應該想開點，但是人生確實艱難，相對而言，我們可能還算是活得比較從容一些的，但生活中還有很多活得不那么從容的人。”
中短篇時期的朱輝還有很多實驗性質(zhì)的小說，對成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家來說，這種獲得性小說性狀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比如《鼻血》、《青花大瓶和我的手》、《變臉》、《鏡子里的陌生人》等等。這些小說雖然還是在日常生活的場景框架之中展開敘述，但是已經(jīng)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某種荒誕的意味�！蹲兡槨分v述的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因為一種奇異的可以改變臉上的肌肉分布和表情的絕活而得志，也最終因此而頹敗的故事，它一反傳統(tǒng)小說中“變色龍”式的原型敘事，而以悲劇的眼光看待一個人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掙扎與無可奈何，人不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只剩下一張臉，成了一個符號�，F(xiàn)在已不是古典社會，符號不是穩(wěn)定而是多變，于是人不得不通過符號的改變來適應這個多變的符號系統(tǒng)，隨著敘事的推進，故事必然走向荒誕。朱輝運用了后現(xiàn)代對“傳奇”的改寫技術，表現(xiàn)了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人生境遇，在作品中，主人公何雨被異化了，他迷失了自己，小說的結尾，何雨的臉變不回來了，他已經(jīng)找回不了自己，甚至，他不知道自己底是誰。又如《青花大瓶和我的手》，這也是一篇具有荒誕意味的作品，青花寶瓶碎了，但“我”有一雙能補瓶的神奇的手，但是當里外配合補好了花瓶后，“我”的一只手卻拿不出來了，只得又將花瓶打碎。什么是修補，什么是破壞？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乃至生活，乃至人生，意義又在哪？不但是喻意，還有它的敘述方式也呈現(xiàn)出相當?shù)默F(xiàn)代感，技術的味道特別鮮明。朱輝用了近八成的篇幅來描寫在一個晚上、甚至是幾個小時內(nèi)發(fā)生的故事，將一件不太復雜的事情演繹成了繁復的“卡農(nóng)式”的節(jié)奏，在這個相對紛繁而冗長的整體結構中，又大量地運用了對話、短句和切割段落的方式使得小說的節(jié)奏充滿了停頓和跳躍，到了小說的末尾，他的演奏卻戛然而止，換了一種仿佛日記般流水賬的方式平鋪直敘地展現(xiàn)了故事的結局，將多種敘述手段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人工化的復雜。
二
1990年代中期以后，朱輝的主要精力放到了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如果從題材與主題的角度看，朱輝顯然對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投入了相當?shù)年P注。這也許與他的職業(yè)與生活環(huán)境不無關系，朱輝就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親都是教師，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工作，環(huán)境的浸潤，人際的交往，都會自然地使這一特殊的群體進入他的視野�？v觀朱輝的小說創(chuàng)作，包括他的中短篇小說，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機關、學校、出版社等等這類“單位”頻頻成為他作品的背景，而生活在這種環(huán)境中的知識分子則常常成為他作品的主人公。若從外在的從年齡上去劃分，朱輝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大概有三類人，一是中年知識分子，他們?nèi)说街心辏壬喜蛔惚认掠杏�，常常為家庭瑣事和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偶爾會有些懷舊和浪漫的氣息。一類是青年知識分子，與中年知識分子不同的是，他們是青春的，美麗的，雖然其內(nèi)心不乏柔軟之處，但終究是現(xiàn)實的，功利的，為達到某個目的，他們可以不擇手段而又滴水不漏。第三類是老年知識分子，這類人往往是作為配角存在于作品中，他們聲色稀薄，如影如風，但偶爾也會走到前臺，在絕望中表現(xiàn)出人生最后的一點掙扎。這三代知識分子組合在朱輝的作品中，他們既是一些自我的矛盾體，而又共處于一個矛盾的世界中，構成同一而又差異的復雜關系，正是通過這些自體與他都關系的展現(xiàn)，朱輝對現(xiàn)代分子的人性進行了個性化的分析和追問。
我們以《我的表情》和《牛角梳》為例。這兩部長篇可以說是朱輝對當代知識分子生活最為完整的描述和思考，里面集中體現(xiàn)了上述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在《牛角梳》這部長篇里，朱輝主要講述了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葉蓁蓁的故事。葉蓁蓁出生于小城鎮(zhèn)家庭，這樣的家庭常常在城市和農(nóng)村之間徘徊不定，她在這個家庭沒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寵愛，這些很自然地就造就了葉蓁蓁爭強好勝而又務實謹慎的性格。在整部小說中，這個來自小鎮(zhèn)的青年學生可以說是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她首先是和自己的輔導員談了一場不溫不火的戀愛，借此解除了與父親原單位的代培合同，并且避免了再次回到故鄉(xiāng)那個半死不活的化肥廠，順利地留在了省城的一家商場里面做營業(yè)員。雖然這不算理想，但是葉蓁蓁的務實性格總是讓她珍惜眼前的一切，而她的要強又會讓她總會有新的機會。所以，葉蓁蓁很快走上了人生的快車道，她遇到了電視臺的主持人杜衡。在杜衡的“導演”下，葉蓁蓁雖然無意間出演了一場丟人的鬧劇，但是反而給了她一個敲詐杜衡的機會。萬般無奈下，杜衡只得求助她的丈夫馬遠塵，于是營業(yè)員葉蓁蓁進了馬遠塵擔任副主編的學報編輯部，做了一名文字校對員。這是一次飛躍，從此，葉蓁蓁的生活逐漸離開了小鎮(zhèn)的或市民的“庸常”的生活，她是一個與知識打交道的人了。在學報工作的葉蓁蓁乖巧聽話、聰明好學，很快就受到了領導的賞識。因為偶然間盡心盡力編輯了母校校長所寫的稿子，葉蓁蓁人生迎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轉折，她成一名名符其實的編輯，她成了校長的兒媳婦。當然，葉蓁蓁是沒有滿足的，她做了馬遠塵似是而非的情人，進而是中級職稱、高級職稱，然后在和丈夫余志離婚的拉鋸戰(zhàn)中，獲得了房子。在小說的最后，朱輝這樣形容在經(jīng)歷了這一切之后的葉蓁蓁：“她現(xiàn)在已是一個擁有高級職稱的知識分子了，清麗驕人，不可輕慢。她愿意理誰就理誰，不愛搭理了也自能得體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是她自己的主人。”
的確，在整部小說中，葉蓁蓁好像真的是占據(jù)了主動，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自己掙來的，她靠著自己的聰明和努力過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她會把握機會，會察言觀色，會審時度勢。但是在這些所謂成功的背后，卻是她無奈而脆弱的靈魂。在小說的一開始，朱輝講述的是葉蓁蓁初戀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說是葉蓁蓁人生道路上唯一的失敗的故事，高中時的她和她男友比翼雙飛，在最后的高考中，男孩子上了大學，她卻意外落榜，只能靠父親單位的代培去念大專。葉蓁蓁就是在這次失敗之后開始蛻變的，曾經(jīng)那個單純浪漫美好天真的女孩兒就此消失，葉蓁蓁用精明務實把自己武裝了起來。但是，葉蓁蓁的冷靜和凌厲背后，實際上永遠是那個受過傷的高中女生，她堅硬的外表實際上是她的虛張聲勢。她無法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來完成自己的人生，她不得不借助自己的感情、性格甚至身體去換取她想要的生活。葉蓁蓁的人生道路上，大概只有高考是在依靠她自己的力量，而就是這唯一的在當代社會還算相對公平的競爭中，她卻失敗了。朱輝筆下的這個角色，看起來很強大，貌似女強人，但在其光鮮的背后，卻是極端的無奈和無助。直到小說的最后，她對自己的人生依然沒有恰到好處的把握，越來越表現(xiàn)出緊張與脆弱，任何微小的刺激，比如白瑾和蔡坤的戀愛，或者一個像馬衡芳的孩子，都會把她從那個包圍著她的美好、成功與矜持的外殼中牽引出來，成為十八歲那個高考失敗的女生。并且，葉蓁蓁的每一次“交易”似乎都充滿著矛盾，不論是用她乖巧的性格，貼心的情感還是青春的身體，所有的利用和交換都因為葉蓁蓁半真半假的單純和天真而真假莫辨，她好像是沖著那些人的利用價值而去，卻又多少帶著點難舍難分的真性情，比如在她和余志鬧到快要離婚的時候和馬遠塵的那一次偷情，葉蓁蓁最后尖刻地說：“怎么？杜衡還沒絕經(jīng)嗎？我說錯了嗎？”這種看上去對馬遠塵妻子的刻薄，實際上隱約透露出的是對馬遠塵的依戀，在另一方面，如果說她確實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她每一次的交往、戀愛中的話，那么杭州之夜葉蓁蓁觀察馬遠塵那雙晶亮的眼睛又完全出賣了她內(nèi)心的目的性和控制欲。葉蓁蓁是一個脆弱與堅強、感性與理性的矛盾體。
另一部長篇《我的表情》的主人公孔陽是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朱輝在面對這樣一個什么都不太完美，又什么都說得過去的形象的時候，依然選擇了直擊他內(nèi)心的沖突和脆弱。圍繞著孔陽，小說設置了幾條線索：親情、愛情、事業(yè)，它們相互糾纏，剪不斷，理還亂。他和辛夷的婚外戀，他的妻妹柔桑的病，出版社的違規(guī)經(jīng)營，這些看起來都是孔陽生活的陰暗面，但這些陰暗面又似乎無時不刻地散發(fā)著美好的氣息。因為如果不是辛夷的歸來，那么孔陽也許一輩子再也不會重溫他大學時代最美好的戀愛時光，完成他最渴望的愛情理想；也正是在柔桑的病中——雖然這樣說不免有些殘忍——才令人回憶起她一直以來的乖巧和溫柔，她的愛情和親情才會變得如此惹人愛憐，令人同情；而那些打擦邊球而出版的教輔，更是讓孔陽得到了實際的利益�？钻柋滑F(xiàn)實的狀況和處境裹挾而去，看起來他好像是在主動采取行動，但實際上，日子一天天過下去，孔陽對什么都無能為力——辛夷離開了，柔桑死了，他的職位也還在原地踏步。除了主角孔陽之外，其他的角色同樣也都充滿著矛盾，辛夷看起來灑脫超然，實際上內(nèi)心卻充滿了沒著沒落的孤獨與寂寞；柔桑性格溫婉善良，面對自己的病痛，卻依然要強顏歡笑；楊乾塵一方面沉浸在和柔桑的美好愛情之中，另一方面卻要承受來自柔桑家庭的壓力和自己內(nèi)心的自卑。
如果從上述分析來看，朱輝的知識分子小說似乎脫離了新文學包括新時期文學以形成的知識分子的文學慣例，他既沒有選擇宏大敘事，將人物置于“革命”的敘述背景之中，在重大的社會轉型中讓人物完成身份的轉型，也沒有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在社會的播遷中去描述他們多舛的命運，在血與火中去觀察他們的被壓迫，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社會特殊的階層關系和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他也沒有以夸張、變形或心理分析的方法，或設置特殊的情境逼出知識分子的靈魂，或直接深入其心，呈現(xiàn)他們復雜的心理世界，更沒有據(jù)此祭起批判的大旗，對這個災難深重而又卑微軟弱的群體進行無情的解剖。我不知道這個說法能不能成立，朱輝是在用非知識分子的視角來觀察和表達知識分子的，如果說知識分子文學傳統(tǒng)在表現(xiàn)知識分子時大多使用的是加法，那么朱輝使用的則是減法，如果前者總是強化這一群體的特殊性，那么朱輝則是在盡量弱化。朱輝將知識分子還原為普通人，他們當然還是知識分子，但他們更是一群市民，是謀利者，生存者，是男人與女人，是丈夫與妻子，在這個越來越市場化的社會，在這個人人都在爭取所謂美好、體面而尊嚴的生活的世界里，階層的差別正在模糊，知識分子的標簽已另作它用，“知識”已經(jīng)成為工具和交易的籌碼，身份的焦慮，階層的對立，靈魂的苦痛已經(jīng)是越來越遙遠的事情。所以，朱輝筆下的人物雖然出入于大學、出版社、科研院所，但他們打理的都是日常生活，而與思想無關。我們看不到他們自覺的知識分子意識，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痛苦與歡樂，善良與險惡，美麗與丑陋，掙扎與彷徨，與他們所處的階層無關，朱輝時刻在進行人性的分析，但這種分析是排除了階層身份的，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基礎上的。我以為朱輝的這種知識分子小說有兩點還可以深入討論，其一，他以這種去個性的方式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不斷變化所帶來的知識分子角色意識的淡化，知識分子作為曾經(jīng)的社會精英或特別階層正在失去其地位與功能而日趨大眾化與平面化，他們的先鋒性已經(jīng)轉型，他們思想的深度模式也逐漸解構，甚至，“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符號已經(jīng)從社會的中心漂移開去，因此，知識分子文學也應作相應的調(diào)整。其二，以這種視角和寫作方式反觀知識分子文學傳統(tǒng)是否能反過來發(fā)現(xiàn)它的夸飾與遮蔽？知識分子文學一直是由知識分子來完成的，這種方式極有可能帶來它的自戀與過度書寫，這種過度書寫必然夸大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強化了這一階層的排他性與特殊性，畸形了它與社會的關系，看來，對知識分子文學傳統(tǒng)應該來重新認定，慎重檢討。
三
不管是中短篇還是長篇，朱輝的小說走的基本上是日常敘事的道路，朱輝是溫和的，在他的小說里，不存在你死我活，他不是逼問，他不是那種以尖銳和力量見長的作家，他追求的是體察與逼近，一種對人物心理貼心貼肺的描寫�；蛟S朱輝的這種方式更符合我們的當下社會，不再有什么非此即彼，大是大非，類型化的分割可能已經(jīng)無法完成對人性的追問和探索，倒是那種融入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更能揭示當代人的生存狀態(tài)。比如前面所闡述的他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關注，他抓住的就是當下作為普通人的知識分子的自然面貌，朱輝沒有對他們進行形而上的設定，而是將他們還原到了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當中，努力展現(xiàn)他們在生活中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進而努力透過日常生活的表面直指人物的內(nèi)心，從最樸素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思想、靈魂、道德、操守，在面對就業(yè)、家庭、情感和欲望等問題的時候往往是不堪一擊的。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他與大眾一樣，不見高尚，但也不一定卑下。
如果說到日常生活敘事，朱輝最成功的是長篇小說《白駒》�！栋遵x》講述的是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結束這樣一個長達十幾年的時間內(nèi)一人一馬的曲折命運�？谷諔�(zhàn)爭時期，炳龍來到日占蘇北小鎮(zhèn)白駒的一家燒餅店做學徒，他深得師傅的真?zhèn)�，同時和師傅的女兒蘭英暗中相戀。但是在一場對鎮(zhèn)上日軍的突襲戰(zhàn)中，師傅被流彈打中喪生，炳龍于是成為了燒餅店的掌柜，并和蘭英結為夫婦，還意外地獲得了一匹日軍走失的白馬，不久蘭英懷了身孕，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倒也和和美美。好景不長，炳龍因為和新四軍做戰(zhàn)略物資生意而被告發(fā)，自己被駐鎮(zhèn)的國軍捉去不說，蘭英也因此被新四軍帶走，最終因為肺炎死去。萬念俱灰的炳龍無心過日子，卻在隔壁寡婦紅棗兒的鼓勵下慢慢恢復了生活的信心。炳龍和紅棗兒走到了一起，托著小心想過安穩(wěn)的日子。但是他們平靜的生活又被紅棗兒丈夫的突然歸鄉(xiāng)打亂了，原來紅棗兒的丈夫友根并沒有陣亡，反倒做了國軍的一個小官，在抗日戰(zhàn)爭結束之后衣錦還鄉(xiāng)。強勢的友根和木訥的炳龍展開了一場爭奪紅棗兒的戰(zhàn)爭，而豪爽得如梁山好漢般的打更人達廣在暗中幫助炳龍，最終炳龍帶著紅棗兒離開了白駒鎮(zhèn)，達廣騎著白馬不知所終，友根最終也被解放軍打走了。
這部小說是朱輝的小說中唯一一部離開了當下時間和空間的作品，但是這樣一部所謂的抗戰(zhàn)題材的作品卻脫離了一般戰(zhàn)爭小說的套路。對戰(zhàn)爭各方正義與非正義的討論被朱輝完全擱置了，所謂戰(zhàn)爭，在朱輝的筆下不過是一場兵來將往的過程，對于普通的白駒人而言，在這場戰(zhàn)爭中真實的只有那些與他們息息相關的生意，只有須臾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在作品中，戰(zhàn)爭的要素都有，一樣不少，有人物，有沖突，有場面，有生死，但它就不在敘述的中心，無論是對于日軍、國軍還是新四軍，戰(zhàn)爭自始至終都只是作為那個年代白駒鎮(zhèn)日常生活的背景而存在的。對于白駒鎮(zhèn)的人來說，戰(zhàn)爭只是一種他們不愿意看到卻又無力趕走的事情，于是，只能如對待其他事件一樣聽天由命。沒有戰(zhàn)爭的時候，他們是一種活法，而有了戰(zhàn)爭，他們不過是換了一種活法而已。當戰(zhàn)爭被鑲嵌在日常生活中的時候，它的目的性、正義性或非正義性都被解構了。這樣，到了朱輝的筆下，戰(zhàn)爭的殘酷和日常生活的溫和之間既沖突對立而又水乳交融，構成了一幅奇特的景觀。整部小說的語言風格平和而樸實，絮絮叨叨，完全是一種閑話家常的姿態(tài)，一種溫吞的流水賬�！栋遵x》在向我們展示戰(zhàn)爭對普通人命運產(chǎn)生影響的同時，也在向我們展示著人的性格與生存狀態(tài)對戰(zhàn)爭的妥協(xié)和適應，而這樣的適應，在一般的戰(zhàn)爭文學中常常被忽略。毫無疑問，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視角與策略，它們之間是一種互為補充、互相說明而不是對立的關系，只不過人們更習慣于以第一種方式來言說戰(zhàn)爭，其實，以日常生活的視角來書寫戰(zhàn)爭，甚至將戰(zhàn)爭日常生活化同樣是應該存在的對戰(zhàn)爭的一種認識，它的前提是，日常生活是物質(zhì)的、連續(xù)的，因為它承擔著人們“活著”的功能，它也是一種歷史，任何一種重大事件與日常生活都是影響的，而且，從長遠性與深刻性上看，后者都對前者起著相當?shù)淖饔貌⒘粝掠∮洝Ｖ徊贿^這樣的工作很少有人去做�！栋遵x》寫作與發(fā)表于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后，當時文學界曾經(jīng)推出了折批量的此類題材作品，怎么看《白駒》都顯得那么特立獨行，其實人們對如何表現(xiàn)那場戰(zhàn)爭已經(jīng)作了許多的努力，人性、反思等等，但《白駒》中呈現(xiàn)出來的戰(zhàn)爭還是不一樣，它被白駒鎮(zhèn)“改寫”了，被白駒鎮(zhèn)的老百姓看平常了，沒了轟轟烈烈，沒了英雄氣，到最后，軍人、戰(zhàn)爭，都融入到了那個小鎮(zhèn)，那片土地，那段日子�，F(xiàn)在看來，這部長篇小說在當代戰(zhàn)爭文學上的意義還遠沒有得到闡釋。
一旦進入日常敘事，小說對知性因素就比較依賴，當然也可以變成主動的追求。我說的小說的知性因素就是指小說對其敘述對象感性層面與知識層面的尊重和再現(xiàn)。小說的故事發(fā)生在何時何地，小說中的人物如何安排他的生活，這些都一下子變得重要起來。于是，另一種小說性狀也就隨之而來，這就是地方性。不知朱輝的這部小說有沒有原型，但如果對蘇中里下河地區(qū)，對蘇中平原，對1940年代那里犬牙交錯的戰(zhàn)爭有一點了解的人都會感受到《白駒》在寫實上的功夫。小說對戰(zhàn)爭時代一個蘇北小鎮(zhèn)的日常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寫，燒餅店、藥店、剃頭店、澡堂子，還有打更的、鹽侉子、要飯花子……可以說，朱輝在《白駒》里創(chuàng)造了一個完整的小社會。朱輝自己就曾說過：“《白駒》確實是有背景的，它有方言有民俗，那只是因為我比較熟悉那個地方。熟悉和深入是我選材的標準。既然寫了民俗，用了一點方言，我就想做得地道一點。” 不僅如此，作品對蘇北鄉(xiāng)鎮(zhèn)的文化非常稔熟，在作品中，這些文化并不只是顯在的風俗，它是一個地方的人行為方式，是一個地方看待世界、解釋世界、應對外部事件的路徑與模式，說戰(zhàn)爭被地方化了就是這個意思。
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有青年作家如此看重地方表達地方了，對文學來說，地方與在現(xiàn)實世界中一樣，是一個正在消失的存在，空間上的指稱已經(jīng)變得非�？斩�，它們并不意味著區(qū)別。所以，本文在結束的時候想借朱輝的小說，特別是他的《白駒》表達我對地方現(xiàn)狀的憂慮和對地方性寫作的強調(diào)，我以為恰恰在地方性淡化，文化越來越同性化的時候重申一下文化的地方性是必要的，這種地方性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qū)以及任何形式下存在的差異性文化，它是保證文化的多樣性并最終給我們文化提供發(fā)展的種子與基因：“通常來說，地方文化都被認為是與全球相對的一種特殊存在。它經(jīng)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較小、存在邊界的空間，生活在其中的個體經(jīng)營著一種日常的、面對面的關系。日常文化的自然性、習慣性和重復性受到重視，每個人都是實踐的主體。針對居民群體和物質(zhì)環(huán)境（空間安排、建管物、自然條件等等）的常用知識庫也是相對固定的；它在時間的流逝中延續(xù)下來，而且還有可能包含著將人們維系在同一個地方、同一種過去感之上的儀式、象征和慶典。” 我們確實應該從這些角度來理解地方。
朱輝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近三十年了，四部長篇，近百部中短篇，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對一個不是專職寫作的、創(chuàng)作時斷時續(xù)的人來說尤其難得�？v觀朱輝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嘗試各種可能性一直是他寫作的行為特征，朱輝是學理工的出身，《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別人的眼睛》等就在議論科學，長篇《天知道》更是在對科學進行反思，他戲稱自己“咱們不光能寫左手握右手的小說，也能寫左手斗右手的智力小說” ，他還說科學的目的之一在滿足人的好奇心。也許，理科的訓練會讓一個人相信規(guī)律，相信人對規(guī)律的掌握與目的的達成，并鼓勵一個人不斷地探索，這對一個作家建立自信、保持求變的姿態(tài)顯然是有益的�！短熘馈分�，朱輝已停筆多年了，現(xiàn)在又重返小說，這是讓人高興，也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