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巷和紅旗口是江州市區(qū)的兩個社區(qū)，生活在那里的人，似乎代表著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我是在踢足球時認識廖進軍的，而廖進軍當時卻根本沒有記住我�？蛇@并不影響我們后來成為一生的摯友。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據(jù)說倉巷的地名與糧倉結(jié)緣，遠在宋代最繁華時的倉巷，一條巷子長約兩百米，而與糧食買賣相關(guān)的店鋪就占地一百五十米，可謂名副其實的倉巷。但建國出生的那個年代，百廢待興，沒有誰人有雅興關(guān)心這條巷子為什么叫倉巷，而不叫其他什么巷，什么街。

    倉巷周邊地帶，小街小巷的特多，而以倉巷為最大，也數(shù)倉巷最有名氣，也叫得大氣叫得吉利叫得響亮。與倉巷相交叉相通相聯(lián)的小巷子七個丫叉八個頭，什么拖板橋、一人巷、水爐巷、堂子巷、網(wǎng)巾橋巷、崗子灣、簸箕巷、小碼頭街等等，條條巷子通倉巷。

    倉巷里的生活設(shè)施應(yīng)有盡有，吃喝拉撒品種齊全。糧店小吃店雜貨店干貨店煤球店自來水站老虎灶，剃頭的修車的修鐘表的箍桶的修鞋的做衣服的賣燒餅油條的賣菜的，還有公共廁所還有喪葬一條龍服務(wù)的。有些店鋪小得可憐，有的干脆就在自家門口擺個小攤子。

    至于來來往往走動提供服務(wù)的也是不可勝數(shù)：送水的送煤球的送信的磨剪子的炸炒米的倒馬子的�！澳ゼ糇觼怼�—戧——鏟——刀——”的吆喝聲給人的印象最深，那磨剪子的聲音總是洪亮悠揚并富有韻味，也許那是后來的現(xiàn)代京劇《紅燈記》起了強化作用；“炸——炒米哦——”的吆喝聲最有誘惑，那最后一個“哦”字一定是拖得很長很長，生怕人家聽不到，不久就會聽到“砰”一聲爆炸聲，然后就香氣四下彌漫，甜味沁人肺腑——那香是真的可以聞到的，那甜則是味蕾下意識的反應(yīng)。雖然那甜只是糖精的味道，但畢竟有甜的成份，足以刺激人的大腦，感覺上得到了滿足。

    能夠炸炒米的人家相對比較富裕一點，圍觀的孩子們極有可能得到一小把炒米的賞賜，又香又甜，吃得過年了。如果得不到那可能僅僅是由十多，二十多粒大米或中米炸出來的膨化大了若干倍的炒米，圍觀的孩子們極有可能口無遮攔地表示不滿，說這家大人“小氣鬼”“小兒癆”，如果這大人家有小孩在場，他們會使眼色，慫恿自己的同伴能夠主動意思意思；如果對方仍然沒有表示，則振振有辭地表示，以后不和你玩了；然后就一哄而散，以示不屑這一小撮炒米，雖然已經(jīng)是滿嘴的唾液。

    也有孩子會眼睜睜地盯著人家，那香味那甜味被米袋子或什么盆子什么缽子裝走，且越來越遠，直至了無蹤影。那些孩子可能會下意識地舔舔嘴角，好像那嘴角上沾有那甜那香的些許殘留。

    文革初期，有紅衛(wèi)兵強行將倉巷改名為紅旗口側(cè)街，一是往紅旗上靠，時髦；二是往紅旗口靠，叨光。

    緊鄰倉巷位于倉巷的正南方向有一大片整齊劃一的寬宅大院，江州人習慣叫它軍區(qū)大院，軍區(qū)大院的所在地叫紅旗口。紅旗口比倉巷名氣大得多，而且是另外一種風貌。

    紅旗口和倉巷雖然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差不多就如老子描述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那種狀況。

    如果將倉巷比作殷實人家的話，紅旗口就是豪門深院。將倉巷改名為紅旗口側(cè)街，是沾了紅旗口的光，既響亮又時髦，改就改罷，這一改就是12年，正好一輪。后來又改了回來，反而議論紛紛，不是說不要改回來，而是說當初根本就不應(yīng)該改。什么紅旗口側(cè)街，多拗口，想叨光呢，又沾不上光，反而讓人瞧你不起。就像舊時的老爺子娶的偏房，再年輕再漂亮，那地位那名分是不會改變的；也像后來做二奶做小三的，雖然也有人羨慕，但歸根結(jié)底不是正房，即使哪天扶了正，但底細就是那個底細，是改不了出身的。

    說起紅旗口，那也是有相當歷史的。

    紅旗口與紅旗有關(guān)，但與人們想像中的“紅旗”無關(guān)，了解一點歷史即可知。紅旗口，乃清代紅旗兵駐地，地名以此而來。據(jù)說紅旗口明代就是軍營，民國也是軍營，可為什么保留下了清代的紅旗口這一地名？紅旗只是清代的八旗（有正、鑲紅白黃藍八種顏色的軍旗）之一（或之二），為什么這里不曾有黃旗口、白旗口和藍旗口的地名。這，恐怕又與革命有關(guān)。因為紅旗，是革命的標志，是反抗與戰(zhàn)斗的信號；也因為解放以后這里也一直是解放軍的軍營，省軍區(qū)就曾在這里掛牌辦公，軍隊干部及其家屬也在這里落地生根，“紅旗”這一名稱也就越發(fā)叫得響亮，這似乎又與中國當代社會人們的現(xiàn)代思維有關(guān)。

    凡與這塊土地有關(guān)的毫無例外地打出了“紅旗”的旗號。紅旗居委會、紅旗人民公社、紅旗中學(xué)、紅旗小學(xué)、紅旗幼兒園、紅旗醫(yī)院、紅旗紙盒廠，紅旗派出所、紅旗商店、紅旗小吃店、紅旗理發(fā)店等等應(yīng)時而生。特別是65式軍裝從統(tǒng)帥到士兵一律“革命的紅旗掛兩邊”，歷時二十多年，更是推動了“紅旗”的擴展，強化了“紅旗”的意識，豐富了“紅旗”的內(nèi)涵。

    紅旗口一帶的居民顯然自豪，以居住地為榮，比起倉巷的居民，比起什么鼓樓崗，喜鵲灣的居民在自我感覺上自然得意了許多。也是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咧。

    到了文革開始的時候，革命群眾組織如紅旗兵團、紅旗戰(zhàn)斗隊、紅旗紅衛(wèi)兵、紅旗紅小兵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且因為有“紅旗”兩字，徒增了革命的質(zhì)感、革命的傳統(tǒng)和革命的厚重。而這個時候的“紅旗”，就不僅僅是“紅旗”那塊地皮上的“紅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