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這部作品，還牽涉到一個時態(tài)的問題。

    因為書中寫到的我們的父親突然失蹤這件事，關涉著過去，指向著當下。所以，在寫作中，我不得不被時態(tài)的問題糾纏著。我所寫的每一章，又必須要是關涉著過去同時又兼顧著當下的。

    我于是不得不寫了又改，改了又寫。

    這些其實都是小說修辭的事。

    真正的還在于意義，在于寫了什么。

    在這本書里，我將寫到拋棄與背叛，寫到疏離與訣別，寫到疼痛。

    寫到原生態(tài)家庭中的親情、溫情。不可避免地，我也將會寫到原生態(tài)家庭中的暴力與冷暴力。

    我不會時髦地說這是親人間的相愛相殺。可能，這里沒有相愛，可能，這里也沒有相殺。

    造化將這幾個人捏合在一個家庭里，但是，造化做完了這樣的工作之后，就走人了，他將這幾個人留在這樣一個奇特的空間里，自己放風去了，或者，到別處再去造化弄人去了。而留在這里與當下的幾個人，則無情的開始進行同一血脈里的生存、生長……

    這里還要有一個意義的話題。你要讓你的作品有意義，有過去的意義，也有著當下的意義。而這個意義，可能恰恰是無意義。

    你看見過小說的無意義敘事嗎？

    如果沒有，我這里幫助你建構起小說的無意義敘事。

    無意義，不是空白，不是冷漠。是什么呢？我說不清楚。

    我說不清楚的事，我就不會再去敘說。我只用我的作品進行著無意義的乃至冗贅的敘事。

    當然，所有的小說都會涉及到意義，都會有意義指向。但我突然發(fā)現(xiàn)，關于“意義”這一文學母題，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里的悖論，實在讓人唏噓不已。不是嗎？人生，很多時候都是在尋找意義，其本身是很徒勞也是很荒誕的。

    我很想在這篇作品里好好地進行一次選材，選一些體面的、文學性強的材料，甚至能夠夠得著經典的意義層面的材料。

    但最后，我失望地發(fā)現(xiàn)，經典的問題，也大可值得懷疑。

    生活中的事，既不會聽你的安排；而你設計出來的文學情節(jié)，又定然與生活搭不上邊。

    我們無法考究生活的意義。因而，也就無法考究生活中那些發(fā)生的偶然的必然的或既非偶然也非必然的事究竟有著什么樣的意義。譬如，我書中寫到了老二的發(fā)瘋，老二的羊角瘋，老二的車禍，這些有意義嗎？我無法考究出它們的意義，但我覺得，我得寫下來，寫下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它就這樣發(fā)生了，沒有意義，也沒有目的，這是事情的全部意義所在。它們就這樣找著了老二這個人，并讓所有不幸的事情發(fā)生了。

    你可以說，老二你可以設計成另一種人生格局。但親愛的，你告訴我，這樣的人生格局，為什么又不可以呢？它既然可以在生活真實地發(fā)生，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栽谖膶W中真實地再現(xiàn)呢？

    所以，我再一次覺得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有著大可值得懷疑的地方。

    說到這里，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本來是想寫“我們的父親”的，但不知不覺，我竟然將所有出場的人都寫成了主角。

    是啊，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生活里，又有誰甘心只做配角呢？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

    “我們”在哪里？“我們”就在這里了。

    “我們”在這里，但我們可曾想過我們之外的父親、母親、抑或他人？

    五

    這次寫作《我們的父親》，我還必須告訴大家，這次，我把電腦給甩了。我一直激情洋溢地在紙上書寫。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像一個偉大的軍事家一樣，俯瞰著沙盤，作戰(zhàn)區(qū)域盡收眼底。

    我俯伏在時間的沙盤上，往日里所發(fā)生的事，枝枝葉葉，曲曲彎彎，全在眼里。我完全不是在寫作，是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不假思索地朝我筆下奔涌。我第一次感覺到寫作原來可以這樣。而過去所有文學訓練中所積累的心得啊、感悟啊什么的，似乎全然使不上勁來。我得告訴你，在我寫作這本書時，我將《書香門第》的寫作暫時停止了。那是寫爺爺——父親——兒子三代人的，是在審視三個時代，一個是毀滅的時代，接著是拋棄的時代，最后是回歸的時代。多么好的線索安排��！但是，在這本書里，這樣的線索，我讓它先到一旁涼快了。

    這次寫作，我完全聽隨筆墨的使喚，信筆寫來。如果必須要寫出另一個段落，我就拿出另一個本子，繼續(xù)寫下去。作戰(zhàn)方案，戰(zhàn)爭狀態(tài)，也差不多是這樣。完全可以在這場戰(zhàn)役打響的時候，另一個區(qū)域，另一群人，又在開始另一場戰(zhàn)爭。彈藥，多得很；時間充裕得很。我完全是在打一場毫無準備又準備得非常充分的戰(zhàn)爭。我所向披靡，我無堅不摧。

    現(xiàn)在已經進入高溫時期，盛夏已經來臨。我的這本書，也隨著盛夏的到來而搭建起了龐大舞臺。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作家也有一代作家的書寫。前些日子看莫言先生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們六零后的作家是也能寫出莫言筆下的那個時代的。但是不是能寫出切膚之感與歷史的疼痛，就很難說了。但是，一個誠實的作家，會穿透幾個時代的迷障，能夠看得見真實的東西。

    所以，我確信，我在寫一個真實的小說。

    真實，某種意義上講，是讓人害怕的。而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又不可能完全客觀地記錄下一個時代。我們所演繹的，永遠是在以寫作當下的視角看到的那個時代；我們能寫下的永遠是我們所經歷所體驗的世界�？v使我們書寫歷史小說，我們也只是以當下的歷史觀去演繹歷史的故事。

    而我們的歷史觀，受限我們對一個歷史的觀察與思考，雖然，我們的寫作直覺支配著我們的寫作，會洞穿歷史的秘密，但我們自己的局限，則會被閱讀者抓住。

    我們永遠無法達成經典。完成經典的任務，是讀者們的事，而不是作家們的事。

    而我們本身的局限如果狐貍的尾巴一樣，是藏不住的。這是每個作家的宿命，也是每個作家的局限。

    無法改變。

    六

    我還想說兩句：

    有句話，我終于信了，長篇小說，是屬于身體的，甚至是屬于骨血的。

    第二句話：文學在任何時候，其厚度與重量，都遠遜于生活的厚度與重量。與生活相比，文學永遠是蒼白的，我們的語言握不住生活的那份蒼涼與粗礪。

    這是作家的宿命。

    這也是小說的宿命。